明代中期是阳明心学崛起之时期,亦是关中地区学术的中兴时期。这一时期,关中学者与阳明学者有所交往,关中儒学与阳明学在学术上亦有交涉,吸收或批评阳明学。本文通过这一时期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关中学者(马理、吕柟、南大吉、杨爵)在学术上与阳明学的交涉,总结这一交涉造成的关中学术的学派流变,并揭示这一时期关中学术一脉真实的发展历程,最后讨论这些学者对阳明学的批评与吸收的哲学及哲学史意义。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正文,即文章第一章至第三章,第三部分为跋语。引言说明了本研究选题背景、选题意义及已有研究成果的综述。综述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明代关中学术及文中涉及的四位学者的研究综述;第二部分是由明代中期关中儒学与阳明学的交涉衍生出的两个主要内容的研究综述:一是明代中期关中学者与阳明学的交涉以及在交涉过程中批评与吸收阳明学,二是在关中儒学与其他学说的交涉过程中,关中学者所属学派的问题。第一章考察了明代中期关中学术、学者概况及关中学者的思想背景和理论源流,并以此分析明代中期关中学者吸收与批评阳明学的理论动因及现实因素。具体考察和说明了以下问题:明代中期关中学术一脉的发展历程,明代中期关中学者的概况及思想背景,特别是其理论源流涉及张载之学、程朱理学、陈(献章)湛(若水)心学以及阳明心学;由于程朱理学的固化与重构,阳明心学的崛起与禅味的理论动因,特别是由于关中学者无统一学派以及程朱理学衰颓与阳明学在关中传播的等思想与现实因素,关中儒学对阳明学进行了批评与吸收。第二章,分析总结了马理、吕柟、南大吉、杨爵与阳明学者的交往以及对阳明学的批评与吸收。马理与王阳明无交往,与阳明门生有所交往。他批评阳明学堕于禅学,对其教人“静坐”的修养方法及“良知”概念有所批评,却又吸收了阳明学“心”之概念和其“静坐”的修养方法。吕柟与王阳明、阳明门生、阳明后学都有所交往,他批评阳明学“知行合一”说、“致良知”说、“修已以敬”说及其“静坐”、“顿悟”等工夫,却也在“格心”说、举业与德业关系、知行关系的讨论中吸收了阳明学说。南大吉作为阳明门生,与王阳明与阳明门生交往甚密,他完全吸收了阳明学“心”、“良知”等概念和“致良知”学说,并对阳明学“亲民之政”有所增益。杨爵与王阳明并无交往,却与诸多阳明门生交好,他并不认可阳明学,并批评阳明学的“无善无恶”说,却也吸收了阳明学“心”概念及心学气息,吸收了阳明学“静坐”的工夫。第三章,对明代中期关中儒学与阳明学的交涉情况以及批评与吸收阳明学的情况加以总结,并基于前述研究,说明明代中期关中儒学在理论问题与工夫实践上发生的变化,明代中期关中儒学的学派特征以及学派归属。本章最后讨论关中儒学与阳明心学的交涉所蕴含的哲学意义及哲学史意义。明代中期关中学者与阳明学之间的交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且交涉越来越深;关中儒学对阳明学的批评经历了一个由面到点,由全面到具体的过程,对阳明学的吸收则是经历了一个相反的过程。在理论问题上,关中儒学引入了“心”概念、重新讨论了“敬”概念以及知行关系;在工夫实践上,关中儒学吸收了静坐、明心、安心及知行并进等为学功夫。由此,形成了学风上崇敬张载、重经学、重礼教、重气节、重躬行,学理上兼采各家、融会贯通的特征。本文经由对关中儒学四位学者的为学态度、为学内容、以及后人评价,将他们分为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两大阵营;关中儒学对阳明学的批评与吸收在哲学上推动了程朱理学流弊的纠偏与阳明学的发展及其后学流弊的纠偏,在哲学史上维护了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促进了阳明学的传播与发展,促进了关中学术的转向。跋语部分,由关中儒学与阳明学交涉对“关学”概念加以再审视。关学概念复杂,学界至今仍从各个角度解析并讨论“关学”概念,本文试图从关中儒学与阳明学交涉的角度再审视“关学”概念的内涵,认为“关学”即是“关中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