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伯明翰学派后期的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研究思想和成就对文化研究领域影响深远。他的研究成果多见于一些文章,其中一篇发表于1973年的《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俗称霍尔模式)意义非凡,改变了实证主义研究对信息传递者与受众关系的线性理解,并侧重于对受众主动性的研究,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使得受众研究拉开了新的帷幕。在当今媒介形式多样化的今天,不管信息传播的方式如何变化,霍尔模式都依然显现着它客观、合理的意义。为此,全面理解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通过纷繁复杂的大众文化文本,解读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错位与误读现象,发掘大众与传媒冲突、对抗、妥协中所隐含的深层次矛盾,对于加强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探索霍尔“编码,解码”的理论溯源。霍尔博学慎思,广泛涉猎多学科,跳出当下文化理论研究的局限,敢于从现实角度分析问题,从而开辟了新的文化研究视域。而正是积极的借鉴和思考前人的理论成果,才使得霍尔具有非凡的认识和思辨能力。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索绪尔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等等,都给了霍尔很大的启示,同时,霍尔在借鉴前人的理论观点时,又加入了自己的思考,通过对实践事例的深入分析、对信息建构和传播过程的探究和整合,最终形成了具有非凡影响意义的“编码与解码”理论。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霍尔“编码,解码”的理论内涵。在这一部分,从认识的角度,概述了编码和解码的理论意义。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精髓,主要在他对传媒的生产、流通、消费单个过程中体现。这正好对应了理论中所知的编码、流通和解码三个过程。本文就是按照这三个过程,对编码制度结构的内部操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和解码者再生产的环节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重点对霍尔指出的解码者的“三个假想”立场进行思考,同时依据符码化的信息运作过程中次符码的影响,探究表层解码和深层解码的意义,挖掘信息符码的多重含义。深入认识“霍尔模式”的运作过程,获知这一研究模式与传统线性传播模式的区别,揭示受众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文章的第三部分,是论文的核心部分,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霍尔的编解码理论来分析多种媒体形式共存的我国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文化现象。以理性客观的眼光对恶搞、炒作、微博互动等文化狂欢活动,进行“文化解码”。一是从制度结构、意识形态话语、商业利益、编码人员自身素养等方面考察中国媒介话语的形成；二是从受众的阶级、阶层、立场、社会流行元素、微博类新型互动平台技术等因素,考察大众话语的形成及其对媒介话语的解码方式；三是对目前跨文化交流中出现的文化误读进行编码、解码考察。其目的不仅在于描述今日中国大众话语图景,更旨在从纷乱复杂的现象中得出理论上的解释,并寻求可行的、富有建设意义的文化对策。文章的第四个部分,主要对霍尔编解码理论的成就和不足进行总结。虽然,霍尔这一理论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受众的研究没有深入；没有解释编码者如何进行霸权指涉的再生产的问题；忽视解码者如何进行再生产这一环节等等问题,但是这一理论的优点还是远远大于它的不足之处的。编解码模式是对新媒介时代理论的重新建构,并且具有影响深远的理论价值。第一,它诠释了媒介话语体系中的文化霸权；第二,它披露了文化传播流程中的符号化运作方式；第三,它改变了受众研究的传统线性理解；第四,它颠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受众论。可见,霍氏理论虽有不足,但瑕不掩瑜,尤其是他对受众积极性的肯定和客观、真实、并注重细节和过程的研究方法等,永远值得笔者学习。全文拟在全面梳理霍尔理论的学术渊源,系统阐释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基础上,重在霍氏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语境,特别是新媒体语境下大众文化话语体系的结合研究,旨在以霍尔理论视角考察当代大众文化“文本”的形成过程以及受众依据自身日常生活经验与“文本”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冲突、妥协的过程,通过当下丰富的文化案例的分析和解读,再次对霍尔理论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思考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