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在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家庭财富总量持续增长、离婚率趋高、女性独立意识日益增强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适婚以及已婚的男女对婚前或婚后财产和收入分配自由约定的需求与日俱增,夫妻约定财产制度逐渐被推向夫妻财产关系的舞台中心。在此背景下,夫妻约定财产制度对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夫妻财产关系自治的意义重大。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维护婚姻家庭关系和谐稳定、尊重婚姻当事人自由和保障第三人交易安全的立法功能和立法价值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在后民法典时代,重新审视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立法建构和司法适用显得尤为必要。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度历经了巨大的立法变革。在建国初期,由于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度不发达,我国首部《婚姻法》即1950年《婚姻法》并未规定夫妻约定财产制度。1980年《婚姻法》为适应转型期社会经济发展和家庭财产关系的变化,该法第13条第2款明确允许夫妻可以就财产的所有权归属达成一致,并以此对法定财产制的适用予以排除。2001年《婚姻法》修订时较为细致地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的主体、财产范围、约定方式和法律效力,该法第19条使夫妻约定财产制度成为正式化的法律制度,体现了我国婚姻家庭法为顺应社会发展变革作出的回应,将男女平等、意思自治、诚信履约、维护交易安全等核心理念贯穿于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法律规范。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实现了婚姻家庭法的回归,该法第1065条直接采纳2001年《婚姻法》第19条,几乎完全沿用原来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度,并未进行实质修改。从文义、历史和目的解释来看,《民法典》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规范目的和意图在于对夫妻财产关系意思自治的尊重、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和市场交易安全公平的追求。《民法典》实施前后的实证研究显示,前民法典时代对夫妻财产约定纠纷的裁判思路在实务中仍然占据主流,主要矛盾仍然集中在夫妻双方将一方婚前不动产归属于另一方时,该行为的法律性质与法律效果该如何确定:应该确定为夫妻间赠与还是夫妻财产约定;仅产生债权效力还是直接发生物权变动。该矛盾在后民法典时代仍然存在,也因此延续了请求权基础和法律适用的争议,甚至由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及其司法解释对2001年《婚姻法》的直接采用而愈显焦灼。另外,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对外效力设置难以平衡当事人利益。由于我国目前缺乏专门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度公示程序,夫妻中非举债方实际上难以证明市场相对人知晓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除此之外,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现实困境还体现在意思表示真实性的认定难,尤其是夫妻间在订立财产约定时存在的胁迫与欺诈行为。后民法典时代,相关争议的解决,即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立法完善与司法适用路径优化,不仅要完成《民法典》体系的逻辑自洽,即《民法典》各分编之间的衔接和配合,还应合理实现夫妻约定财产制度下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首先,在今后的立法过程中,应当顺应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发展潮流,注意秉持尊重意思自治、维护社会稳定和交易安全的价值理念,进一步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订立时间、变更和撤销程序等方面予以具化和细化,设立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公示登记簿,以实质指导婚姻关系当事人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选择和实际运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夫妻法定财产制度在立法体量上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弱化。其次,在类案适用的司法背景下,当前在适用夫妻约定财产制度时,应当尊重婚姻家庭编在民法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充分考虑夫妻财产约定行为的伦理情感基础和家事补偿属性,遵循婚姻财产关系内外有别的原则,明确夫妻约定财产制度在夫妻内部之间发生财产权属直接变动的效力,在夫妻外部与市场交易相对人之间采用公示对抗主义。最后,应当考虑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内涵予以扩张解释,将夫妻间不动产赠与纳入其中,重新审视夫妻间不动产赠与对合同编任意撤销权的参照适用,并优化扩张状态下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司法裁判路径,以促进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价值实现与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