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困问题是我国目前社会转型，经济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国历史上特殊的经济、社会制度，这个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被隐藏下来。但是，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推进，这个问题日趋严重的摆在我们的面前，作为一个热点问题，它即是经济学的关注热点，也是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有关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宏观社会经济结构性原因对贫困问题的解释，主要包括政策制度问题，经济转型，社会结构变迁等，其二是微观个体因素，关注的主要焦点是个人的社会资本对求职的影响。本文借助个案对比研究分析，通过文献考察，详细论述了社会经济结构性解释角度与社会资本解释角度，并提出了新的解释方向——文化性解释角度。 本文在介绍了东北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特征和下岗职工群体特征的基础上，和南方城市独特的文化传统，就业形势做了一定的比较，运用“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对这些个案做了分析，分析了对贫困的文化性解释，论证了同样的境遇下的不同人群进行符合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时，文化因素对这种选择产生的隐蔽而又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不仅作用于个人的行为模式，也作用于群体的价值取向和信仰，并具有代际传承的特点。 笔者首先明确了贫困的含义和概念，从概念的演化来看，人们对贫困的看法和角度一直发生着变化。从宏观角度来看，把贫困的产生归结为社会政策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贫困的产生是由于政策对他们的剥夺和排斥，错误的政策是导致贫困产生的原因。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城市贫困人群致贫的原因是与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可概括为：其一，从宏观的经济与社会背景看，这种现象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伴生物。其二，是与政府主导的利益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有关。结构性分析的局限反映在像每一个结构解释那样，往往仅注意结构条件对发展的某一方面的限制，注意到引起贫困的某方面原因，而忽视结构整体，忽视结构具有联系的方方面面。而从个人微观角度看，在忽略环境原因和个体本身能力的因素外，社会资本对求职有着较大的影响，而失业正是贫困人群产生的普遍性的直接原因。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可分为个体视角与群体视角两种范式。个体视角强调了社会资本对个体性的单位（这既包括个人，也可以包括个体性的组织，如企业）获得经济成就的重要性；而按照群体视角的观点，社会资本主要与群体而不是个人有关，它是指特定群体所拥有的带有公共性质的资源。这种资源可以用于改善群体的生活状态，提高群体的福利。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网络结构之中,表现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社会组织等。然而，不管是社会经济结构性的解释还是社会资本的解释，都不足以对城市贫困的长期性，代际传承和贫困亚文化氛围问题作出充分详细的论述。尤其在城市贫困人群正在逐渐的出现群体意识和群体行为的征兆情况下，笔者认为，以上的两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缺乏对个体行为的模式的文化因素及宏观制度上的文化因素充分的考证。因而，受刘易斯、班费尔德等学者的理论启发，提出了从文化性角度对城市贫困的解释。在考察文化与贫困的关系时，最重要的是去发现穷人面对新机会、新的变迁场景时，是否能迅速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什么是来自于被称之为“文化”的约束和阻碍？从行为模式入手，看其“内化的行为规范”和“期待”，就可以捕捉到了贫困现象中的文化因素。本文认为，结构因素引发了独有的贫困文化；反过来，作为“贫困文化”，又以其自主性的表现，进一步影响这个贫困地区的发展，制造或加深了贫困。通过论述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我们发现，原本缺乏文化教育的穷人，其孩子的受教育程度亦将是低下的。城市贫困人口不仅自身将处于信息闭塞，资源匮乏的状态，而且教育程度相对低下的历史，使他们积淀或内化了的适应主流社会的才能也相当缺失，或其内化的禀性迥异于社会主流文化，因而他们的生存心态、他们所能建构或鉴赏的文化财产都绝非主流社会能够认同和接受的。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结构造就出既定的贫困之后，我们需要倚重文化解释，尤其对较长时期的贫困现象。理由是，既然结构引发的文化支配不可避免，那么每一种由结构使然的社会现象，包括贫困现象，都必然打上文化的烙印。反过来说，以文化支配力去度量结构位置,同时在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尤其是长期的贫困问题，带入文化因素不失为一种恰当的解决方法。贫困和苦难经常以意识形态的理由被证明是正当的。但是，只要人们发现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就会彻底改变这种情境。因为所有生活在这种情境中的人都要变成了这种情境的挑战者，他们对自身情境的抗议被内在化了，变成了内心深处的不满，显然，这完全依赖于生活其中的人具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和能力了。最后我们给出了一定的解决方案的建议，希望政府在制订政策的时候能够更多的考虑到贫困人群的文化因素，对贫困人群给予正确的评价和公平的待遇。当前，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如下的对策来缓解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