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广州社会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始，广州市政府在注重工业部门的发展同时，还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发展服务业，使得广州有了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近几年来，广州更是成为广东服务优先的典型城市。　　但是，由于服务业的产业特性，即:最终消费和最终生产统一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补充。这样的特性使得服务行业需要吸纳大量的劳动人员，从而容易导致鲍莫尔——富克斯假说中所提出的“成本病”问题。文中所定义的“成本病”是指服务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成本不断增加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有两个特征，一是就业份额不断增加，二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相对滞后。这两个特征的相互作用导致了服务部门的成本不断增加，而且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滞后是服务业存在“成本病”的主要影响因素。大量的文献研究表明，在服务部门中，这一问题的出现似乎成为了必然。　　本文利用模型，检验发现，目前广州市服务业的“成本病”问题并不存在。广州服务业总量上，“成本病”问题不治自愈。而且，从趋势看，广州市服务业再次产生“成本病”的趋势并不显著。但是，从内部结构来看，广州市部分服务业却有“成本病”的苗头:房地产业以及金融、保险业这两个行业都具有“成本病”的特征，而且房地产业还具有“成本病”问题加强的趋势。　　本文对于广州市服务经济增长的这一现状做出了这样的解释:从总量上看，广州市服务业“成本病”问题中就业份额上升是由于其内部结构中出现此问题的行业占了极小的部分。而且服务业需要的大量劳动力由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补足，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补充了服务业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劳动力缺口，同时还保持了成本的低廉。　　广州市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相对进步与滞后是由其生产标准化程度决定。从总量上看，广州市服务业正处于机器化、信息化普及过程之中。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广州市服务业的标准化普及较快，表现在劳动生产率上，就是广州市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相对进步。从结构上看，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邮电通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这四个行业的标准化程度较高。前三者表现在高新技术的应用上，而后者表现在大量专业人才的引进上。其他五个行业由于交易费用、监督费用等制度创新费用巨大而标准化程度不高，由此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相对滞后。同时，广州市政府自1995年开始发展服务业的政策有效促进了广州市服务业的发展。广州市的社会经济增长也为服务业的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