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作為清初詩壇領袖,又位列台閣,在順康之際有崇高的地位聲望。他一生著作等身,以成就論在詩作和詩論上最享盛名。王士禛一生獨標神韻,詩作清新俊逸,在整個詩學史上都佔有一席之地,對於雍乾之後的學者產生了重大影響。王士禛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是因為其詩學有其根基,即《帶經堂詩話》中所提出的“根柢”和“興會”,而“興會”又依賴於“根柢”而存在。“根柢”是王士禛整個詩作詩論的基礎和中心。在“根柢”的構成方面,王士禛對於經學的研究和思考佔據了主要地位。王士禛十分重視經學,在擢升為國子監祭酒之後便提議對南北監《十三經註疏》、《二十一史》的刻板進行整修,以廓清新朝經學風氣。而在經學體系中,王士禛較為重視《詩經》、《春秋》、和“三禮”。對於《詩經》的研究,使王士禛找到了最切合實際的“興”的手法的應用,從而在“神韻詩”的體系中標舉“興會神到”,在詩壇引起了巨大反響;同時王士禛不放棄對於《詩經》學問題的研究,在“廢序說”、“淫詩”、孔子“刪詩說”等問題上都提出了自己的創見。對於《春秋》的研究和“三禮”的研究,使王士禛在進行了大量的經學典章制度、史實史料的考證之後,更加積極地去“憑吊風流”、“考證是非”,近則尋訪古跡以廣見聞,遠則奉旨祭祀南海西嶽。完成自己“越三唐而事兩宋”的詩風轉變,而豐富的閱歷見聞也為自己的詩歌創作提供了廣博的題材。對於文獻學的研究方面,王士禛主要在文獻留存、版本目錄以及名物考證、音韻訓詁等方面有所研究,有所貢獻。在文獻留存方面,王士禛的《漁洋山人感舊集》以“以詩存人”的方式保留了珍貴史料;在版本目錄方面,王士禛不僅反對在清初形成的“佞宋”風氣,改變了人們對於版刻的固有印象;同樣留下了幾百種優秀的版本鑒定成果。王士禛同樣在小學方面也同樣有所發揚,《居易錄》和《池北偶談》等筆記中記載了豐富的對於掌故舊事、文字音義、金石內容、典章制度、自然名物之考據。在成果方面,《國朝謚法考》成為清朝為數不多的對於禮製謚號研究的著作,而其他的考證結論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學術公案。而豐富的版本鑒定經驗和優異的樸學素養使王士禛的詩學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善本資料和學問基礎,這對於他的詩學“根柢”的構建同樣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