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股票价格的暴涨和暴跌对资本市场和投资者来说,是难以避免的系统性风险,现有的相关文献分别从制度环境、媒体环境、公司治理等角度对股价波动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其中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其对股价波动的影响对保护投资者利益,稳定股价至关重要。而目前我国控股股东以其过高的持股比例占据绝对的控制权,非控股大股东“用手投票”将不能有效实现公司治理,此时其有可能通过卖出持有的股份,降低目标公司市值这种潜在的威胁参与公司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股票价格的暴涨和暴跌对资本市场和投资者来说,是难以避免的系统性风险,现有的相关文献分别从制度环境、媒体环境、公司治理等角度对股价波动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其中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其对股价波动的影响对保护投资者利益,稳定股价至关重要。而目前我国控股股东以其过高的持股比例占据绝对的控制权,非控股大股东“用手投票”将不能有效实现公司治理,此时其有可能通过卖出持有的股份,降低目标公司市值这种潜在的威胁参与公司治理,并且股权分置改革和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为企业股票的流通提供了便利,为大股东退出提供了可能。非控股大股东拥有企业的内幕信息,只要其退出的信息被投资者获知,就会增加股票价格下行的压力,使得控股股东和公司高管的利益受损,所以当非控股大股东采取退出威胁,企业就会尽量减少隐匿或操纵内部信息的行为,以提高对外披露信息质量,进而降低市场噪音对股票价格的影响。鉴于此,本文从非控股大股东进行退出威胁这一视角,关注其对股价波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首先对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股价波动的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引出研究的主要内容;然后结合相关理论对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股价波动之间的关系以及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作用进行理论分析;最后选取深交所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相关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另外本文还进一步根据不同性质的非控股大股东和外生事件冲击进行分组回归,深入探索了不同情况下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股价波动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利用退出威胁可以降低企业股价波动,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人数越多,其退出威胁越能起到抑制股价波动的作用;非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所采取的退出威胁越能抑制股价波动;属于融资融券标的企业的非控股大股东所实施的退出威胁降低企业股价波动的作用更强;非控股大股东在未有股东减持规定年份的退出威胁更能起到降低企业股价波动的作用。针对上述结论本文分别从企业、政府、投资者等层面提出相关建议。
其他文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蓦然崛起,实现了长期、持续、迅猛的发展,但依赖资源的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污染。为了社会发展的持续稳定,人民生活的长久幸福,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我们国家工作的重点。在此背景下,社会各界谏言献策,开始积极讨论、研究如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企业是承载经济发展的实体,企业环境治理对于解决环境问题至关重要。已有的研究更多基于环境规制等正式制度去探讨企业环境治理,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不断提升,社会公众和相关媒体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虽然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逐步增强,总体履行程度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整体自觉履责意识仍然不强。一些企业欺骗消费者、偷税漏税、缺少环境保护意识等行为,不仅给利益相关者带来极大损失,而且不利于企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诱因。为解决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问题,政府部门不断从正式制度的角度促进企业社会责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加深,混改不再只局限于以国有企业为主体进行混改,也开始向以民营企业为主体转变。民营企业面临资金短缺、资源匮乏和技术落后的情况,发展环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于是民营企业纷纷开始引入国有战略投资者,依托国有企业的背景资源实现双方融合,获取企业发展资金与国有资源,改善企业经营模式与治理结构,从而促使企业经营业绩持续向善。本文运用案例分析法选择民营企业汇金股份引入邯郸建投这一国有战略投
近些年来,商誉减值“暴雷”事件频发,管理层隐藏并购业绩未达标以及盈余管理操纵,掩盖商誉减值的坏消息,导致积累的隐患集中爆发。大规模商誉减值,不仅会打击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心,严重还会阻碍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证监会于2018年发布的《企业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中规定上市公司应当严格按照公司规章制度以及内部授权审批条例,执行商誉减值计提的内部审批流程,及时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并
目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然而近年来,大批企业间的并购及资产重组现象频发,并成为了部分企业做大市值的惯用手法,导致资本市场频繁出现商誉“暴雷”,这显然与我国追求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初衷相违背。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的发展,必须要防范化解商誉风险。现有文献就并购商誉问题展开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但就超额商誉及其具体审计应对机制方面的研究还较为匮乏。而外部审计作为资本市场的“守门人”,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外
环境越变化,战略管理越重要。自2008年经济危机伊始,我国经济不确定性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为了有效应对经济转轨环境下的不确定性,管理层需要加强对战略变化幅度有效性的把握,保持企业与环境的动态平衡。战略是连接企业过去和未来的主线,在企业的存续期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一些企业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盲目调整战略,导致浙江温州、鄂尔多斯等多地的工厂频繁倒闭,老板躲债跑路。战略调整不当不但会威胁公司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解决我国发展低效、不平衡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新时代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都需要高质量经济发展作支撑。因此,必须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决胜全面小康奠定坚实基础。而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核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建设制造强国,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实体经济的发展
当下,国际国内疫情走势仍存变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压力。在这样充满诸多风险挑战的外部环境下,企业采取怎样的应对之策来进行风险管理呢?这已经成为最近几年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学者们已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其风险承担水平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那么作为社会责任最直接表现形式之一的慈善捐赠,是否也是如此呢?尤其是战略性动机下的慈善捐赠。而参与慈善捐赠已成为我国众多企业的重要战略决策。因此本文以此为
投资者保护是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近年来,康得新事件、康美药业事件以及乐视网事件等一系列财务造假事件频繁发生,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屡受侵犯,如何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已经变成了各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关于投资者保护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侧重在外部监督以及企业内部治理这两大方面,但作为企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非控股大股东对投资者保护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事实上,我国在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推行
随着社会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化和企业间经济合作不断加深,企业关联关系更加复杂,关联方交易日趋频繁,交易金额更为重大。企业利用关联方交易能够增进企业运营效益的同时,其复杂性和隐蔽性也助推了企业财务舞弊的动机。在这种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非公允关联方交易粉饰报表,以在市场中拥有更多的生存发展空间,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秩序。为抑制上市公司关联方交易的舞弊,近年来我国不断推出新的关联方交易行为准则,但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