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为解决战国中期社会的全面危机及儒家仁道遭遇的严峻挑战,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内圣外王之道。他从天道观、心性论、民意、历史传统和现实要求等角度论证了仁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天赋予人善性,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具有仁义礼智四端,扩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就能实现仁、义、礼、智。这四心是创造道德价值的源泉,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因此保存和扩充四心是人的责任和使命。他提出了“存心”和“尽心”的修养功夫,即通过明善、立大体、时时操持本心、寡欲、推恩和养气等功夫保存和扩充本心,实现仁、义、礼、智,成圣成贤。在成为圣贤后,仁要求将内心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推广于外,推之于父母就是孝悌,推之于百姓就是仁政,推之于万物就是爱物,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由亲即疏、由近及远的外王事功系列。孟子的心性之学和外王之道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内圣方面对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心性论成为宋明理学建构形上本体的重要基石;功夫论开启了理学家“向心外求理”和心学家“向心上求理”两条不同的修身路径;他提出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理想人格成为儒家尤其是宋明儒的人格理想。他在外王方面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仁政说成为儒家的政治理想和基本政治主张;教化思想对中国社会伦理化传统的形成有直接影响;民本思想对中国政治和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道统论唤醒了历代士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起到了对政治的批判和监督作用。天下观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塑造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孟子的内圣外王之道在当今仍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其内圣学说有助于增强人的道德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提升人的内在价值,使人自信自立,实现个体的安身立命;有助于引导社会树立合理的价值观,对抗价值虚无、精神空虚和社会浮躁。其外王之道有助于我们重视和加强民生,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社会政治秩序的理性化运行;有助于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各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还有助于我们重视和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