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微妙的关系之一，历史上的中美两国关系就在极好与极坏之间徘徊，两国的关系同时也影响着美国公众和精英对中国的看法。冷战结束前，总统掌握对华外交决策的绝对主动权，行政部门通过媒体所设立的“框架”几乎无人挑战；冷战结束后，原有范式解体，美国国内的共识开始瓦解，以国会议员和利益集团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开始挑战总统的决策权以及其对华政策的框架。9.11恐怖袭击使美国国内各方迅速建立新的共识，反恐成为统合各派政治力量的目标，总统的外交决策权重新巩固，其设立框架的能力相应得到恢复。　　 本文选取1989年1月20日至2009年1月20日之间的政府文件和《纽约时报》以及《华盛顿邮报》有关美国的对华政策报道为研究对象，从政府的框架与媒体的框架中寻找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力图解释美国总统依照对时局的判断设立的框架如何经过层层扩散与过滤传递给公众并对公众产生何等影响。研究采用了内容分析与框架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一部分通过对1989年1月20日到2009年1月20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首页有关美国对华政策报道的新闻文本的表层含义和内在含义进行内容分析，勾画出外交决策报道时的媒介关注度、各方态度等相关指标，并与同时期白宫的政府文件进行对比从而揭示出媒体、对华政策以及舆论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接下来，利用数据挖掘工具Leximancer对大量文本进行分析概括出三任总统执政期间的文本框架，同时利用恩特曼的瀑布传播模式分析美国对华政策框架在行政部门、政治精英、媒介从业人员、媒体框架以及舆论五大环节中的扩散过程，并通过2001年4月中美撞机事件的案例分析详细地演示如何运用瀑布传播模式解读美国对华政策在媒体中的镜像。　　 本文经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冷战的结束使得外交决策中的行为者格局发生了变化，更多的角色参与到对华政策的媒体建构过程中，但是9.11恐怖袭击以后行政首脑又重新获得主导权。媒体对政府的框架更多的是反映而不是参与，其作用仍然局限在充当政府影响舆论的一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