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基础设施的高速发展是我国近年来的重要经济现象，并且这一发展历程还远远没有结束。我国公路事业的发展影响已涉及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共领域，单纯从交通运输角度很难揭示其本质。公路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特殊而广泛的公共性。公路既具有作为一般公共产品所共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还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和广泛的社会性;公路供应具有较高的均衡性;公路支出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公路建设的收益具有广泛性。　　“八五”以来，公路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一直处于基础和先行的地位，公路的快速发展，改善了运输供需关系，缓解了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拉动了经济增长。同样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为公路快速发展拓宽了基础需求，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公路建设对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在公路投资建设活动本身对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第二是体现在推动国土资源均衡开发，加快经济活动中的人员和物资流动，繁荣工农业及商贸服务，加速城市化进程，为人们不断增长的出行需要提供更为便捷、有效的空间条件。公路建设对汽车产业、路域、区域经济、城市化、旅游产业、物流产业、材料工业、房地产业影响深远，这是任何一种基础设施投资所不具备的特质。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开始以投资推动为主，公路投资充分利用了国家财政政策，同时更加充分利用了货币政策的导向作用，以其良好的适应性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公路的投资关联性十分广泛，对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公路投资浩大，对公共支出影响巨大，其政策性十分强。公路建成后，其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是十分广泛的。公路建成后良好的远期收益，可以大大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又具有良好的引导作用。　　影响公路建设的公共因素除了经济增长和投资外，中国社会的组织化特点也对公路决策造成了巨大影响。公路建设不仅体现了一般公共产品的普遍性特点，而且也鲜明地展示出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特点。体现在公共管理方面，一是高效率的决策机制;二是统筹兼顾的联动优势;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是最有力的组织保障因素;四是行政干预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中国的公路建设，是在市场体制不完备的情况下进行的，采取了中国特色的行政干预和市场机制结合模式，在公共组织方面闯出了一条新的路子。　　由于公路在我国的发展具有突发的周期性，是在各项政策、体制很不完备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许多不平衡现象已经显示出来。主要表现在:　　资金结构不合理，公路建设目前无稳定的资金来源。我国公路建设资金中自筹资金和国内贷款分别占了主要份额，国家财政投资极少。在银行贷款构成中，商业银行贷款占了绝大部分。在自筹资金中，养路费和通行费占了一大部分，市县级财政投入极少，地方财政投入主要表现为无偿划拨土地，动员农民投工投劳。　　公路消费与负担不对称。在我国，由于汽车保有量少，加上我国特殊的国情，公路建设的费用不可能全部由汽车使用者负担。这就造成了各地公路用户税费负担的严重失衡，违背了“谁用路、谁付费”的基本原则。现行的公路资金分配体制仍不完善，地方政府公路资金分配难以体现地方公路拥挤及损耗对公路费税增长的贡献，地方建设养护公路积极性受到影响，造成公路需求与供给的总量及结构失衡。资金结构的不合理还导致了对收费公路的依赖，其正反两方面的效应十分明显。收费公路政策在带来建设资金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目前全国6000多亿元的债务压力以及“十五”末可能达到的近万亿元的债务规模，成为公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　　现阶段公路发展的地区性不平衡比较严重。公路在经济发展中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集中效应，一个是疏散辐射效应，如果规划不得当，可能发生集中效应偏斜。我国公路网目前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发达地区公路网过于集聚，不考虑均衡问题，由于公路建设以地方为主，发达地区的经济支持了本地公路网的发展，而经济贫困地区的公路网却处于低水平，这种状况与经济发展需要相违背。在这种情况下，公路网的平衡发展是十分必要。　　针对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中国公路发展优化途径:一是高速公路网络化。充分发挥高速公路快速、安全、高效的特点，支持国家综合运输发展战略和国家公路交通发展战略，为全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安全、舒适、高效、可持续的运输服务，并为应对战争、自然灾害等安全性事件提供交通保障。　　二是公路基本建设资金的财政化、税收化。要确定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服务对象问题，从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角度去看待考虑这个问题，将农村公路建养费列入各级财政;在养路费改税的初期采取低比例大范围多渠道的办法筹集公路建设资金。　　三是公路建设市场化。一是民营化，有效利用我国民间充盈资金，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二是直接融资，通过资本市场，通过股市、债券两条主要途径发挥市场的信号作用，控制投资风险，避免公路资金对国家货币政策造成巨大冲击。　　四是公路监管公共化。解决公路监管的根本途径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和建立公共财政，使公路建设资金支出财政化。交通主管部门作为政府机构，应该从投资主体转为市场监管和规则制定，而不应直接介入项目建设以及资金支出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