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由公共组织主导的社会制度变迁已进入“过大关”时期，能否建成一个高效的公共组织成为能否顺利过关的核心问题。有效的公共组织要求建构有效控制下的强激励内部治理结构。 本文聚焦于强制型制度变迁中的中国公共组织，综合运用行政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出的分析组织问题的概念和范式——组织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考察和分析了公共组织内部的微观运作过程和机理，以图增进人类对公共组织知识的存量，进而设计控制和激励结构相平衡的有效公共组织。 文章首先梳理了公共组织内部三种功能性要素：有着复合型动机的有限理性人、具有不确定性的组织知识(特别是专有知识)及产权模糊的组织物资。在有限理性的公共组织结构和制度中，组织诸要素之间相互渗透和强化，使组织的控制和激励问题十分复杂。加之公共组织中存在着组织产出的外部性、组织环境的内外不平衡性和组织权力的不自足性，更使公共组织内部面临着激励不足和控制失灵的危险。 然后，根据组织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构建了一个引入交易成本理论的、改造过的公共组织双重代理模型。在此模型中，以公共组织的要素特性和组织特性为切入点，讨论了公共组织内部的控制和激励问题。在政治领域的公共组织第一重代理关系中，存在着公共选择的高额交易成本，控制乏力;它直接决定了行政领域的公共组织内部第二重代理面临着不完全控制和激励的困境，而公共组织内部的非理性化色彩致使公共组织可预期性差，交易成本较高，激励相容的有效控制结构的设计缺乏足够的资源和工具。但是，公共组织内部存在着的较强参与约束又保证了公共组织基本的控制能力，构成了有效控制的有利条件。接着，运用公共组织内部代理模型对公共组织内部的失控现象及其成因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求揭示其内在机理，探询解决的思路。 文章最后部分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公共组织失控的内外原因。针对公共组织内部治理事务的属性，讨论了三大制度结构—市场制、官僚制及自我治理制的适应性条件和在特定治理领域的优劣势;进而，鉴于中国公共组织治理事务的复杂性，提出在当前的公共组织控制结构构建中，不但要强化和改造作为主体治理结构的官僚制，更要依据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结构的复杂性构建混合型治理结构，此外，为了保证第一重代理对第二重代理的渗透性，还要构筑外部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