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我国经济发展以及政策调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逐渐放缓经济的增长速度,同时优化经济结构,逐步转向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但是在目前阶段,投资仍然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且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变化。伴随着投资的高速增长,我国上市公司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也存在着大量问题,如一些公司将内部自由现金流量闲置而没有将其投入到合适的项目中,一些公司在投资时没有进行科学决策投资的项目存在高风险,一些公司违背股东或债权人协议擅自改变其资金用途等。这些不合理决策将会在公司层面降低公司价值影响公司发展方向,在宏观层面将会导致资源浪费放缓经济发展速度。如何避免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发生至关重要。Hambrick和Mason等(1984)创造性地提出高层阶梯理论,他们认为高管特征都可以作为价值取向、认知能力、风险偏好等心理特征的反映,会对组织的战略决策和组织产出产生影响。在投资方面,由于高管的个人特征有所区别,认知能力和风险偏好会存在差异,从而影响高管所作出的投资决策。综上所述,不同特征的高管人员其作出的投资决策也不尽相同。公司治理可以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提高公司绩效与投资效率。公司治理通过对管理者的风险偏好、心理状态等产生调节作用,缓解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作出高层次、意愿性的投资决策,从而调节高管特征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公司治理分为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虽然二者对管理人员的作用机理不同,但是都会抑制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使得公司利益与高层管理人员利益相一致。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监督成本、激励成本与偏离股东目标的损失三者之和最小的方案,以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高管特征、公司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以我国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高层阶梯理论以及公司治理中监督和激励相关理论,拟从高管背景特征这一角度来探讨我国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配置问题,以及其对公司投资效率所产生的影响,在将非效率投资具体分为两类的情况下进一步分析高管特征对其不同影响。同时考虑在公司治理机制中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存在的情况下,高管背景特征与公司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是否会产生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存在非效率投资行为,且操作型非效率投资发生的可能性大于意愿型非效率投资。高级管理人员特征中年龄和任职期间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并且对操作型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更大。企业内部治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监督和激励管理者提高公司投资效率,但是仍然需要进行深层次完善。实验数据表明监督机制能够对高管个人特征(年龄、任职期间)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起到预期的抑制作用;激励机制同样能够抑制高管特征(年龄、任职期间)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本文一共由六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介绍本文的基本框架结构,主要阐述了高管特征、公司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这一选题的研究背景、目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创新点,并阐释本文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文献研究综述。回顾了高级管理人员背景特征与企业投资效率水平、公司治理与企业投资效率相关文献,阐述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观点。回顾国内外高管特征、公司治理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相关实证文献,并进行梳理及分析。第三部分,进行理论分析、界定相关概念界定并列出本文研究假设,具体内容有界定相关概念,高层阶梯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及公司治理相关理论中激励理论与监督理论的阐释,并且列出本文研究假设。第四部分,研究设计。首先对实证检验中涉及到的变量进行定义以及量化,避免在实证检验部分出现混淆;构建研究模型,奠定实证检验的坚实基础;对数据的选取、来源以及分析方法进行阐述,以方便下一部分实证检验。第五部分,数据分析与结果。本文选取2013～2016年我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针对建立好的模型,首先计算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采用主成分的分析方法得出公司治理中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的得分,然后对数据进行变量分析,进行回归分析以得出相关结论。第六部分,结论。根据实证结果,为公司绩效管理、高级管理人员的配备,激励机制中的股权激励以及监督机制的现状提供建议,并总结研究的不足和对未来研究的期望。结合本文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在高管人员薪酬激励方面,采用将薪酬激励与更多公司长期绩效挂钩、延长股份激励的行权期等方式,使得高管人员更加关注激励的长期效应。(2)企业在选拔与开发管理层时,应该将企业的战略目标逐步渗透给管理层,使其在进行公司投资决策时更加与企业战略相一致。(3)逐步完善我国经理人市场机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理人市场运营机制的成熟经验,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发展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理人制度。(4)加强企业对于关键资源的管理与控制。(5)制定更加完善的监督机制,并使其真正发挥作用,避免管理者凌驾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