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神话中,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是不安女神阿勒克图、嫉妒女神墨纪拉以及报仇女神底西福涅的总称。这三位女神被描述为身材高大,双眼血红,或狗面人身,或满头蛇发的形象。她们心中充满复仇的怒火,手执火炬或鞭子,审判并折磨犯下罪行的人。复仇女神频频出现在古希腊神话、戏剧作品中,亦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多次登场,如歌德的戏剧作品《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岛》。在文学传统中,“复仇女神的故事”其生命力不仅体现在其神话事迹在历代作者笔下获得的复写、改写,还体现在其形象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得到的多重变奏。从古希腊欧里庇得斯戏剧作品《美狄亚》中的主人公美狄亚,《圣经·旧约》中次经所记载的亚当的第一位妻子莉莉丝①,到英国小说家菲·维尔登小说《绝望的主妇——整形复仇记》中的露丝,中国小说家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带有复仇女神特质的文学形象数量日益庞大,呈现出多样化、谱系化的趋势——复仇女神具备了文学原型意义上的研究价值。“复仇女神的故事”不仅存在于文本内部的女性复仇书写中,还存在于文本之外的更宽泛的文学传统中。这种运演于文学活动参与者心灵中的女性复仇神话,是包含女性复仇书写的文学作品创作的基础和得到接受的保障。同时,这种神话也不断向文学活动之外的其他人类活动领域扩散、渗透,成为大众文化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处在女性复仇神话对立面的另一种神话,拥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和更为牢固的根基。这一神话的核心在于女性的宽容、隐忍——通过对相关美德的塑造、强调和适时修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认同。这种女性道德神话否定女性复仇行为的同时,提倡被侮辱或受损害的女性宽恕施害者,赞扬女性的奉献、牺牲行为,歌颂女性作为妻子的忠贞和作为母亲对后代的爱,忽视甚至压制女性的权益诉求。这种女性道德神话所围绕的宽容、隐忍,隐喻地对应于女性子宫在生理层面的结构与功能——其呈现为中空腔体的物理形状,承担孕育功能的潜质,对于痛经及分娩阵痛的承受力。这使得子宫成为了这种女性道德神话的物质载体及合法性确证,同时也使得这种神话的构建过程被悄悄抹去——仿佛它一直如此并且本应如此。然而它的确是历史的,它的历史平行并在总体上稍稍滞后于男性统治的确立过程。它占据中心,加粗加黑的过程,同时也是女性复仇神话退居边缘并被重重墨迹遮蔽的过程。这种女性道德神话所蕴含的美德,在文学作品中集中体现在具备“屋子里的天使”特质的女性文学形象身上。美国文学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将“屋子里的天使”的对立形象表述为“阁楼上的疯女人”,这一表述来源于英国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中囚禁在阁楼上的疯癫的前妻形象。而本文所聚焦的“复仇女神”的文学形象,即文学作品中作为复仇主体的女性形象,则是“屋子里的天使”形象的另一个对立面——在作品中,这两种女性角色同样被侮辱或受损害,同处逆境之中,“阁楼上的疯女人”其爆发是内指的,而“复仇女神”其反抗更大程度上指向外界。文学作品中作为复仇主体的女性形象具备着不逊于“阁楼上的疯女人”的认知价值与艺术魅力。对文学作品中女性复仇书写的研究,能够从上文提及的两种神话间不平衡的对立关系中获得启发,在纵深方向上开辟多种视角。将女性复仇书写置于美国现代小说作品中进行研究,原因在于:结构主义神话学、叙事学所提供的方法和工具,使得小说成为进行本次研究最合适的文体;美国现代小说的创作、传播、接受活动,在时空背景上很大程度重合于女权运动的进行及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生产、传播、接受背景;美国现代小说中作为复仇主体的女性形象众多,并且具备一定程度上的复杂性。这类小说中的女性复仇书写,常常集难以调和的矛盾,跌宕起伏的情节于一体,通过设置情感、伦理、道德、法律层面的种种冲突,营造出强烈的叙事张力。对其进行解读、比较、综合分析,预期成果是多方面,多层次,具备开创性和反思价值的。本论文由以下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本次研究的研究缘起、研究现状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结合具体的小说分析小说叙事中女性依托子宫展开的复仇情节,特别是“杀子复仇”的情节。对比分析了小说中女性维护男性统治和对立于男性统治的复仇情节。在小说文本之外着眼于以“屋子里的天使”为代言人的女性道德神话的建立过程,以及其背后男性统治的建立过程与其核心机制。第三部分结合具体的小说对比分析小说叙事中女性借助所谓的女性特质进行复仇的情节以及放弃这种特质进行的复仇情节,并分析了部分小说中女性复仇书写所反映出的厌女倾向。在小说文本之外对社会性别这一概念进行阐释,分析其作为对女性道德神话的一种消解策略其价值和局限性。第四部分结合具体的小说分析小说叙事中女性复仇书写与其所贯穿其中的种种情感叙事——承担血亲复仇使命的女性角色,种种爱情复仇经典模式中的女性角色,以及女性复仇相关情节中着力刻画的姐妹情谊。第五部分在结论中对比美国现代小说中女性复仇书写代表的“她者”的神话传统与作为主流的女性道德神话,思考投射出这一神话图景的现实中的性别权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