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学有重“道”轻“器”的特点,导致中国的军器学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兵学的整体水平。鸦片战争爆发后,传统的军器观受到严峻的挑战,时人开始对军器学投入前所未有的关注。林则徐、魏源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最强音,主张利器以强军,利器筹海,在他们的影响下,一批军工学家也投入到军器的实践之中,力求在军工技术上取得突破。此时,从理学阵营中走出来的传统兵学家曾国藩、胡林翼,面对强势的太平军和西方军器的威胁,也不得不修正他们的军器观。洋务运动期间,重军器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这种思想在朝野上下取得广泛共识,甚至出现了“唯器论”的极端主张。可是,甲午一役,中国在军器建设上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却仍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由此,兵学家痛定思痛,开始了新一轮的反思,从以前注重军器的制造,升华到注重军器的使用,形成人与军器相结合,人与军器并重的思想,把官兵素质的改造提上军事近代化的重要日程。晚清重“军器”思想呈现出明显的特点：论述群体的多元性,认识深化的阶段性、渐进性及被动性与实用性。晚清时期重军器思想对近代中国军事装备的近代化,对近代中国兵学的转型,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后世反思和借鉴。本文将以晚清时期的军器兵学为切入点,发现近代兵学家对军器兵学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使得近代军器兵学异常繁荣,进而探讨此现象深层次的原因和各个阶段兵学家对军器认识的演变,梳理出对重“军器”思想演变的特点和这种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本文第一章阐释何为“兵学”及“兵学”的古今分类,在近代“军器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兵学学科被抽离出来,梳理出军器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以数据为根据得出军器兵学在近代繁荣的结论。第二章以晚清时国内、国际环境,兵学在近代的复兴以及时人思想转变为切入口,探讨近代兵学家对“军器”重视的深层次原因。第三、四、五章以时间为轴,梳理出各个时代兵学家们对军器的认识,即由思想启蒙到认识深化甚至走向极端,最后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兵学家对偏重军器现代化而忽视士兵军事素质的现代化进行反思,使对军器的认识产生了质地飞越。第六章从宏观的角度阐释重“军器”思想的特点以及这种思想对中国军事领域和科技领域的影响。本文通过论证,以时间上的差异阐明军器学在中国的古今发展历程,近代重“军器”思想既是对西方坚船利炮军事威胁的理性回应,虽然带有很强烈的功利色彩,但却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提供了内生动力,为近代中国兵学的转型提供了有益借鉴。这个过程是被动的、曲折的、由感性走向理性的、由混乱走向统一稳定的,却是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一历程值得今人反思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