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不仅要求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更要求乡村建设的主体,即农民的现代化。而农民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党统一领导下的农民组织化,即以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为基础,为了维护并实现自身利益,分散的农民达成某种共识,并以一定的组织方式联结起来的状态,是传统农民逐渐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在不断推进的市场化和城市化大背景下,充分发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优势,促进农地资源合理配置,既是推进农民组织化的重要经济基础,也是影响农民组织化的重要因素和实现方式。基于建国以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发展演变,我国农民组织化大致经历了半组织化、高度组织化、去组织化以及低度组织化三个阶段。本文第一部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别阐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数次改革推动农村地权制度变迁从而对农民组织化的不同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时期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一是土地改革下土地私有制对农民组织化的影响,主要从地权制度本身及其政治价值两方面来进行分析;二是合作化运动下土地公有制对农民组织化的影响,主要根据国家强动员能力的程度分别从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两方面来进行阐释。三是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集体所有制对农民组织化的影响。笔者结合相关案例主要从“两权分离”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三权分置”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1）和土地征用制度三方面来进行分析。通过对历次改革变迁下的经验分析,引出第二部分的内容,通过综合运用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农民组织化理论和亨廷顿现代化理论,构建土地产权的政治建构范式,来深入分析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对农民组织化影响的成因机制和不同结果。着重说明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下,原子化的农民个体存在差异化的地权诉求,因农村基层治理的非制度化而无法有效解决多重地权矛盾,加剧了农民的去组织化。因此,针对目前农民的低度组织化状态,农民再组织化问题不容忽视。本文最后部分探讨了实现农民再组织化的可行性路径,希望更加有效有序地将农民组织起来,推进乡村善治和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