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纳西·威廉斯是战后美国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他的作品在美国戏剧界影响深远，堪称经典。威廉斯擅长刻画女性人物。他以他的母亲和姐姐为蓝本，用细腻而饱含同情的笔触塑造了一系列女性人物。这些女性几乎都来自南方。这与威廉斯来自南方的家庭环境和成长背景密切相关。在这些性格各异的女性身上折射出作者对于南方淑女命运的思考。他细致入微地观察女性世界，将她们的痛苦与不幸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本文以《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奇和《玻璃动物园》中的阿曼达及她女儿劳拉为例，从女性主义角度辩证地分析了她们的边缘地位及悲剧的形成。以布兰奇、阿曼达为代表的南方女性都是没落的南方种植园经济遗留下来的“最后的贵族”。她们出身高贵，举止优雅，谈吐得体，然而却又脆弱敏感，孤独无助，不能自食其力。造成南方淑女悲剧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南方种植园时代的传统价值观及文化使得她们完全依附于男性，否定女性自我的存在，缺乏自我意识，甘愿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另一方面，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受到种种约束和控制。男人通过控制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及实施暴力来压制女性。　　迎合、取悦男人是阿曼达、布兰奇的行事准则，也是所有南方淑女的行事准则。南方淑女最关心的是作为淑女应有的仪态、举止、风度和魅力。只有得到男人的欣赏才能证明自身的存在和价值。否则只能处于无声的边缘状态。她们生活在男性的阴影里。女性完全依附于男性，因此婚姻便成了女性在社会中确立身份，实现价值的唯一途径。婚姻为她们提供了经济保障，也提供了心理庇护。然而把婚姻当作幸福的唯一保障这势必会导致布兰奇、阿曼达、劳拉最后的失败。寻求婚姻庇护的失败也预示了她们最终的悲剧。南方女性对男性经济上的依附，使得女性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无力与男性抗争，最终成为男权统治的牺牲品，沦为附属的、受支配的“他者”。　　在父权制道德体系中女性被定义为两种类型:要么是家中的“天使”，要么是邪恶的“妖妇”。阿曼达、劳拉、史黛拉属于前者，而布兰奇属于后者。本文选取两个类型的女性角色分别进行分析，旨在说明无论是“天使”还是“妖妇”造成她们悲剧的原因是相似的。她们都是男权统治的受害者，都受制于南方种植园时代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它一方面禁锢了女人的思想，压制了女人的欲望;另一方面又将男权统治合法化。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在各个领域都处于支配地位。在《玻璃动物园》的温菲尔德家中，即使温菲尔德先生缺位，他却依然对他的家庭有着潜在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阿曼达被丈夫抛弃后却依然对其忠贞不渝，将其视为灵魂偶像、精神支柱。劳拉在阿曼达的管教下恪守传统道德，压抑自己。尽管她像天使、圣母一样纯洁无瑕，却无力融入社会。《欲望号街车》中的斯坦利则是男权统治的典型代表。他个性野蛮，举止粗鲁，频繁使用来暴力威慑女性，捍卫一家之主的地位和权威:通过对史黛拉的姐姐布兰奇的强暴达到了对这个“妖妇”、“领地的入侵者”的驱逐和惩罚。　　阿曼达被丈夫抛弃后通过对过去的美好回忆来逃避现实，劳拉沉迷于玻璃动物世界，与世隔绝。母女俩最终却又被生活中唯一的依靠汤姆抛弃。布兰奇在遭遇了一系列家庭变故后放纵自己，辗转于不同的男人，从一个高贵优雅的淑女变成了世人眼中的“荡妇”，最终被斯坦利强暴后送进了疯人院。　　威廉斯笔下的南方女性的悲剧反映了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南方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存境况。他对她们的悲剧命运深表同情。然而她们的悲剧不仅是男权统治的结果，也有女性自身的原因。他的剧作对于唤起女性的独立意识，启发女性自我认同，走上自我成长的道路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