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举措，更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视程度空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安全生产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先后30余次作出重要批示，为安全监管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重点内容、奋斗目标，使我国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然而，我国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显著，市场经济发展仍不完善，传统工业企业安全问题依旧存在，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监管存在空白，重点行业领域重特大事故频发，安全生产形势仍然较为严峻。因此，进一步完善我国安全生产监管体系、提升政府安全生产事务治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市级以下政府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及其执法人员站在安全监管工作的第一线，是社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主体，安全监管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整体安全生产治理水平的高低。然而，现行体制机制背景下基层安全生产监管模式，在实际执行中暴露出了权责不清晰、主动性不足、执法效能低、治理方式失灵等大量的矛盾与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参考国内外学术成果，结合笔者自身工作实践，以济南市历城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情况为例，综合应用了政府监管理论、协同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相关理论，从主体利益、体制机制、技术能力三个层面入手，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从转变发展理念、健全法律体系、理顺职能关系、构建协同机制、优化考核问责、加强基础建设等7个方面提出了改进基层政府安全生产监管的一些对策建议。　　本文在安全监管问责等问题的阐释上辩证的提出了新的见解，创新尝试从利益关系角度对基层政府安全生产监管中出现问题进行剖析、做出解释，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对策建议的提出上更多考虑了基层政府资源现状，建议更加具有可行性。但囿于作者学识，理论分析的深度还有待提高。本文提出的协同机制建设方面的对策建议的可操作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