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的研究主题是考察抗战时期日占区的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旨在通过考察南通绅商在抗战时期的政治活动，分析绅商群体的命运，并以此揭示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消长，深入探讨抗日战争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影响。 本文转换研究路径，以区域社会的视角“自下而上”重新审视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论文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与历史学等多学科结合的方法，以布迪厄场域理论为主体分析理论，建构“地域共同体”概念作为核心分析工具。 论文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与第四章第二节)考察战争初期日本的入侵与南通绅商的反应。首先考察日本入侵意图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政策，分析在日军入侵之前国民党的不战不守政策。考察日军入侵以及占领初期的政策与活动，分析其对自我定位的形象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揭示日军占领区统治的双重性。这一部分还研究南通绅商对入侵的反应，揭示其在外敌入侵与内战维持(第五章第一节)中应对模式的异同及其深层次的原因。 论文第二部分研究对象是清乡之前的南通自治会与县公署。通过对自治会与县公署等政权机构的的建立及其政治、经济等政策以及绅商在大生复工与“合作”交涉中的表现，详细考察了绅商在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中游走，分析其如何以地方性建构自身权力以及民众对“绅商政府”的态度。 论文第三部分集中分析了战时南通绅商地方主义所遭受到的来自汪精卫政府与国民党两方面的挑战(包括第三章与第四章)。通过对汪精卫政府对绅商的矛盾政策分析汪精卫政府的党治与清乡的两难困境。论文还考察了国民党与绅商之间的关系。回溯考察民初绅商“权力化”、战前国民党党治与绅商地方主义的紧张关系及其合作，分析战争总动员政策造成绅商关系的重新紧张以及双方在日占后模糊的敌我关系，探究国民党与绅商及其地方主义的关系。 第四部分分别考察中共战时绅商政策演化及其对绅商命运的影响、绅商群体在战后的命运两个问题。中共绅商政策及其背后的民族国家话语、国民党接收与惩奸政策、官绅与商人精英的崛起等因素严重削弱了绅商阶层的生存基础。在绅商战后命运中，以陈葆初为个案分析一个群体的没落与消亡，并发掘其内在原因。 在“结论”部分，作者总结绅商消亡与地方共同体的解体、地方主义的衰竭三体同构的历史过程，揭示抗战在中国完成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