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家庭和个人生活史为切入点,考察国家制度变迁如何影响家庭关系的重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家庭的应对行动。研究的理论预设是宏观的社会变迁以及国家制度的演进过程,会以不同的方式投射到不同的个体身上,从而影响个体的生命历程,这就使得个体性的经验和“地方性知识”因此获得了一种共性,由此使得从微观层面上透视制度变迁的内在里路成为可能。自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之际,新的国家政权全面开展了以解放、改造旧家庭,建设社会主义新家庭为目的的社会改造运动。但这一运动在高举解放、改造家庭这一旗号的同时,却以“国家政权建设”这一合法性使命,进一步地将家庭建设纳入到国家建设之中。随着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的确立,计划经济时期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家国一体”的社会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在这种治理结构中,国家用社会拉义集体忠臣取代家庭忠诚,个人和家庭的独立性和自主地位受到了严重制约。随着七十年代末特别是八十年代的生产体制调整,使得小农家庭与国家之间因集体化时期泛政治化管理策略而形成的超经济强制的依附与庇护关系开始松动。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制度安排下,家庭的自主性开始成长。但也不能由此认定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全面退出,不管是个人主义的张扬还是宗族活动都能感受国家影响的存在。特别家庭的生育行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国家强制监控之下,妇女的身体被置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中。九十年代国家引入市场制度促使了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化相伴的是农村家庭的非农化进程加速和日益普遍。农民打工的实践行为对乡村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带来了深刻变革,家庭权力结构发生转变,从父辈向年轻一代下移,家庭关系轴心也由父子向夫妻位移。同时国家本身也在主动退出,对属于私人生活领域的家庭控制逐步减弱。市场成为了乡村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乡村家庭生活和行动日益理性化。最近的十余年来,持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和中央对农村政策的一系列调整,一种亦乡亦城、非乡非城的乡村发展新思维在中国城乡之际弥漫。尽管“后税费时代”国家逐渐将“社会建设”作为其施政方向,期以抵挡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以及对家庭关系的解构。从实际情况来看,国家关于乡村一系列制度性转换,在引发乡村治理危机的同时,并未能缓解市场经济冲击所引发的家庭危机。虽然传统的村落规范和乡土伦理佛是小农家庭在构建其乡村社会关系时一个不可忽略的准则,但持续渗入的市场理性,愈益成为小农家庭社会生活中一个内在的支配性行动逻辑。　　本研究的一个基本发现是,以解放、改造家庭为目的的集体化运动,尽管在一定意义上让家庭成员(如妇女、子女等)获得了较之传统社会罩更大的自主性,但全面的国家渗透和超经济强制的制度安排使得集体化时期的家庭陷入更深的国家控制之中。这一过程直到七十年代末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方有所缓解,国家在家庭领域逐步退出,长期以来嵌入在乡村家庭中的国家制度建构开始消退,家庭自主性获得增长。此后九十年代全面市场化改革和新世纪以来税费制度调整,国家对家庭的影响渐趋式微,更是让家庭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了国家的影响,家庭至少在形式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日益渴求获得自主性的家庭在逐渐摆脱国家力量影响的同时,又出乎意料地陷入市场制度的规限之中,家庭关系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张力与危机。尽管本文考察的是微观家庭,但本项研究目的并不仅限于对家庭本身的认识,也不仅单纯地将家庭视作被动受国家制度变迁影响的客体,而是关注家庭对社会所具有的不断调适性和回应社会变迁选择策略上的能动性。也就是说,在考察国家制度变迁如何影响家庭关系重构的同时,也关注家庭行动又如何能动于制度的演化,从而将家庭研究作为认识和理解制度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的一种视角。从而实现将家庭由单纯的研究对象。向作为社会现象的缩影和社会透视单位的结合体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