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董事会结构及其治理效应一直受到了公司治理学术研究的重点关注。在经验研究方面，以前的研究更多的关注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性别等特征及其经济后果。本学位论文从一个新的视角，即非控股股东是否在董事会派驻董事以及派驻董事比例，考察了董事会这一特征对国有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　　非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权，因而其有激励关心企业绩效，甚至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在董事会中派驻董事，是实现非控股股东利益的一条重要途径。在公司运营实践中，大部分重大经营决策都是在董事会中进行的，非控股股东如果在董事会中派驻董事，一方面可以更好的了解公司经营管理的相关信息，为非控股股东的决策（干预或退出）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代表非控股股东利益的董事能够在董事会中充分传达和交流非控股股东的利益诉求，是制衡和协调控股股东和非控股股东利益冲突的重要机制。如此，不同于独立董事，非控股股东派驻的董事有更强的激励在董事会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另外，非控股股东派驻的董事可能更为独立于控股股东和公司高管，其选拔和产生均来自在股东大会上握有实质投票权的其他大股东，而独立董事的选拔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控股股东或公司最高管理人员决定。因此，从这一角度上讲，非控股股东派驻董事对于控股股东和公司高管的监督能力可能更强。　　本文使用2003-2010年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从国有企业总经理变更和股利政策两个角度研究了董事会这种重要的内部机制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控股股东在董事会中派驻董事显著增强了经理变更对企业业绩的敏感性，并且，非控股股东在董事会中派驻董事比例越高，经理变更对企业业绩的敏感性越强。研究还发现，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非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并不影响经理变更对企业业绩的敏感性。另外，本文还发现，非控股股东在董事会中派驻董事显著提高了现金股利发放的概率，同时，派驻比例越高，股利支付率越高。本文从新的视角丰富了对董事会治理功能的现有文献。　　多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存在“政府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双重特征，如何有效设计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降低国有企业中广泛存在的代理成本，受到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本文的经验证据对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降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