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藤新平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官僚和政治家,早年曾先后在中国台湾和东北担任殖民地长官,1908年起返回日本并多次担任国务大臣等高官,对近代日本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的主要着眼点即在于后藤对国内政治的参与及其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生涯处于藩阀政治衰落、政党政治发展的时期,但他却推崇非藩阀、非政党的所谓“中立官僚”所主导的政权形式。他反感藩阀政治,厌恶其蛮横,更排斥政党政治染指政权且助长金权腐败。他认为最恰当的政权担当者,是独立于藩阀与政党之间的具备良好操守的职业“吏人”。政党为了获得政权渐渐将“多数原则”工具化。后藤新平一方面为了在议会获得较多支持而拉拢各政治集团首脑,提出“直结型举国一致”和“大调查机关”构想;另一方面又以道德伦理为标准抨击政党操纵议会多数,发起政治伦理化运动。原敬内阁时期,他提出“大调查机关”构想,试图在上层拉拢指导者,改变政治体制,将政党边缘化,而将所谓“中立”的职业官僚置于执政者的地位;“宪政常道”时期,他发起政治伦理化运动,试图从基层动员国民,改造政治生态,破坏政党政治的民众基础。但这些理想在他生前都未能贯彻。后藤新平的政治理想是民众自觉服从于天皇权威,在宪政体制下维护“吏治”统治。这种理想,要求现实政治在符合“法理”的基础上还要符合所谓“伦理”。这就为他批评现实的当政者——政党,提供了合理依据。实质上,他所谓的“政治伦理”主要是借用西方近代伦理学对日本传统“忠君爱国”的政治伦理进行了包装,从而将政党相对化,将国家(皇室)绝对化。按照其所谓“政治伦理”的标准衡量,非民选的职业官僚反而立于理性(具备管理能力)和道德(代表公共利益)的制高点,是最佳的执政者。这一政治理想,在理论层面强调国家全体民众的利益,符合宪政精神,然而一旦它作用于现实体制必然表现为排斥“选出势力”,以国权裹挟民权,在遵从宪政原则的前提下导向一种官僚专制。由于后藤缺乏深厚的藩阀背景,又与主流政党人士观念不合,他的政治理想在政党政治发展时期很难引起广泛反响。但在他去世后不久,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政党同民意的乖离被放大,新官僚联合军部展开了对政党政治的排斥。后藤的“大调查机关”构想被继承发展出内阁审议会和内阁调查局;“政治伦理化运动”模式也被继承发展成“选举肃正运动”。后藤的政治理想从上层体制改革和基层国民建设两个层面推动了“立宪独裁”体制的构建,他的政治理想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日本法西斯体制的思想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