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由于各种媒介对社会生活的高度介人,以及人们对于媒体的依赖日益加深,无论以何种角度对社会与媒介的关系作出解析,对于这种关系的描述都离不开“媒介化社会”的基本背景。但媒介到底在其中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媒介的科技形式在社会化过程中,与既有的社会建制会发展出怎样的互动关系呢?本文试图透过乡村社会中的媒介使用描绘中国中部一个农村的新媒介实践场景。笔者深入山西省汾阳市太行村,从太行村村务微信群的发展逻辑和村民的主体叙述出发,了解微信群创立的过程、曲折的发展,探讨太行村中微信群在多种力量规训下呈现出的个性结构与状态。而后,在微信群中,藉由分析不同主体的逻辑实践来探讨新媒介、乡土文化与村民身份等在其中的相互关系。最后,突出强调新媒介的出现对于主体身份、空间结构等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的信息流通方式出现,貌似可以平等协商的微信群孕育着新的村民自治形式的潜能,但遗憾的是,这种潜能从未释放出来。某种程度上乡土社会农民的生活习惯、意识以及乡土文化的内生力量都与自治相悖,这也间接导致极具工具属性的村务微信群的诞生。在规训的场域中,村民自主性的发挥,既存在于对于宣传教化的消极抵抗,也存在于建群初期的舆论监督事态的形成以及荒诞的展演中,而与此同时,村支书以单方面集散、群规作为管制的手段,宗族力量亦淹没了不和谐的声音,终以政权和家族权为支撑的村委会赢得这场博弈。尽管村务微信群的底色是管制的、宣传与教化的,但新媒介创造的共同在场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生成、修正以及固化了村民的身份认同。但即使在村民内部,这种认同也并非铁板一块,族群成员基于现实考量,为了生存会将身份认同作为获得利益、地位的社会、政治、文化资源,他们亦利用族群纽带作为生存调试的重要手段,在必要的时候,操作（遗弃或标榜）身份符号获得资本。同样在微信群中,村委会可以利用共同在场的优势提升办事效率,村民也可以更方便地获取信息,谋取利益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主体性的发挥,包括发广告策略、对村干部的舆论监督亦在一定程度上松动村委会规训的力量。新的媒介意味着新的信息交流系统,毫无疑问,受此影响的各方都在交融中被取代或主动或被动地调试。“被边缘化”几乎成为新时代的老人们面对新科技的宿命,他们的境遇昭示着随着现代化的加快,他们需要被重新“社会化”;而对于深谙甚至沉溺在新媒介场域中的年轻人,他们的矛盾来自于需要应付不同的交往规则,背后隐藏的依旧是新媒介冲击下乡土文化变迁的问题。不仅是身份的变化,乃至对空间的感知以及物质空间本身都在随之改变。新的媒介使得信息接收与空间分离,村民所处的环境扁平化,以至于公共空间的弱化不仅影响了人们对于空间本身意义的理解,也同样消解了身处其中人们对于接触体验重要性的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