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性诠释学的重要性是多维的。从时间看,这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形成期;从方法看,他的现象学方法在此时形成。而从诠释学史的角度看,实际性诠释学开启了方法论诠释学向存在论诠释学的转向,其影响不仅在于转向本身,更为后续诠释学之发展奠定了一种存在论与方法论相争辩的基调。从施莱尔马赫开创一般诠释学,奠定诠释学的方法论基础开始,且在狄尔泰的发展下,此方法论探究扩展到整个精神科学领域,成为诠释学的主导。而海德格尔的实际性诠释学将“理解”现象作为此在之生存的根本前提,进而由此开启对存在意义之追问的做法,使得诠释学本身成为探究存在问题的必须环节,此乃诠释学的存在论转向。但就实际性诠释学本身而言,它的产生首先被赋予的是方法论身份。这源于对实际生活的揭示。实际生活受到关注,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在方法论角度,海德格尔对原始科学即哲学的探究,使得问题扩展到实际生活的体验领域,对该领域的把握是原始科学的根本关切。如何建立一门原始科学（或“体验的科学”）的问题奠定了现象学作为方法论的地位,通达实际生活的根本方法——“诠释学的直观”——正是首先出现于此。该直观是直接把捉生活体验、与之同行的方法。与理论的方法相对,它不再是主客对立的,而是通过解释性理解直接占有生活体验的。第二,从动因角度看,实际生活的诸多特征为诠释学和存在论奠定了基础。但不能随着存在问题的出现就忽略其方法论维度。就后者而言,通达实际生活的方法成为了占有诠释学之“前结构”的方法。所谓“前结构”,在视域上,首先指实际生活。从结构上,有两种“前结构”:在诠释学中,“前结构”是对先行占有的解释处境（被解释状态）的界定。在存在论中,“前结构”是对存在意义的“先行领会”。从后一角度看,海德格尔也将解释界定为领会自身的成形,即在实际性的处境与领会之间有一层结构上的重合,这一重合使得作为“视位”被先行占据的诠释学处境成为了理解存在问题必须被占有的先行领会。这是海德格尔之“实际性”向着“此在”演进的过程,也是从实际性诠释学走向基础存在论的过程。本研究正是要在阐明海德格尔之实际性诠释学作为存在论的基础上揭示其方法论的维度。于是在结构上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阐明实际性诠释学与存在论的关系。任务有二:第一,从揭示实际生活的特征出发,确定实际性概念及其丰富意涵。该任务关切实际性与实际生活本身的关系,并将实际生活作为存在问题的根本动因加以揭示。第二,阐明实际性诠释学何以是存在论。该任务是要揭示出实际性诠释学与存在论之间的本质关联。第二部分是阐明实际性诠释学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任务有二:第一,基于对形而上学方法的批判,揭示出海德格尔对方法——现象学——的全新界定。第二,完整呈现现象学方法。包括将现象学在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不同表述统一起来;并且要将这种统一带进共同的视域:实际性诠释学。换句话说,该任务是要从现象学方法当中发现实际性诠释学,也要反过来从实际性诠释学当中发现现象学方法。通过以上两大部分里的四个任务,文章试图完成的最终任务是:第一,在存在论与方法论的视域下充分阐明实际性诠释学。第二,将存在论与方法论两重视域在实际性诠释学的意义上沟通起来。这种阐明与沟通从而得到了以下两种结论:第一,任何从存在论或方法论单方面通达实际性诠释学的意图都不能成功。第二,所谓诠释学转向导致的存在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对立,在海德格尔那里并不存在。他只是将方法论存在论化,或将存在论方法论化,此二者不可分离地统一在实际性诠释学中。这不仅意味着海德格尔对存在论有了新的界定,也意味着他对方法论有了新的界定。对此,我们当然可以就实际性诠释学提出诸多质疑,但问题的关键恐怕还在于将实际性诠释学放回到真正属于它的位置,即与其说实际性诠释学忽略了方法论,倒不如说它本就意不在此。它的真正任务是要源始地探索一门原始科学:哲学。故此,实际性诠释学实则是探究“哲学是什么?”的元哲学的方法论。它从最初的现象学方法到最终的基础存在论,关切的并非简单的方法论与存在论相冲突这个问题,而是将现象学（方法论）、存在论（此在分析）、诠释学乃至哲学统一起来的全新问题。该问题开启了海德格尔对方法的全新理解,后者根本将由形而上学而来的自然科学中实证的方法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