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国家政府扶贫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民基本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截止2020年底,我国脱贫攻坚战完胜,由绝对贫困消除阶段转向了相对贫困改善时期。此后相对贫困成为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为后续的贫困治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为解决后脱贫时代这一问题,数字经济依靠数字技术的不断革新发展为当前社会相对贫困时期最活跃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并在社会经济中占据较大比重。数字经济的发展为贫困治理工作提供了一条新路径,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提高了产业生产效率,开拓了新模式、新业态,使社会整体消费模式发生了本质变化,并成为改善相对贫困工作的关键性力量。因此,研究数字经济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数字经济与相对贫困的空间相关性,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相对贫困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本文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包括数字经济改善相对贫困的直接影响以及空间效应。其次,采用熵权法对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西藏和港澳台除外）的数字经济发展进行测度,选取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科技创新、产业数字化发展以及数字化发展环境等四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将其作为研究的解释变量。采用恩格尔系数作为相对贫困的代理指标,作为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之后计算莫兰指数分析数字经济以及相对贫困指标在空间上的分布形式。最后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总体、城镇以及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的空间效应,为更直观且具体的呈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又利用数字经济指标体系的四个维度分别分析其对城乡总体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文章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1）数字经济以及相对贫困均存在空间相关性,在空间层面上呈现聚集状态,且数字经济的莫兰指数在通过显著检验的基础上呈现递增趋势,表现为数字经济的空间效应不断增强;（2）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城乡总体相对贫困的改善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其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技术科技创新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科技创新以及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溢出效应与直接效应作用机制一致,均有效减缓了相对贫困,数字化发展环境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不显著;（3）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效改善了城镇以及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程度,但因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程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不同,造成了地区发展的差异化。因此,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推动区域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改善相对贫困的“助推器”作用;加强地区数字建设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有效改善地区相对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