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学中，物是与时间、空间、人观相并列的重要研究范畴。本文是一份关于物的历史民族志。田野地点在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诺邓，我的调查是围绕着对当地仪式中的“马料盐米碗”的关注而逐步深入的，仪式中的盐米是作为“马料”被使用的，这一特定的仪式意义引发我去思考在诺邓人的观念中，盐、米、马三件物品是如何被勾连起来的，它们各自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诺邓是云南历史上著名的盐井，唐代始见诸史载，当时的云南处于南诏地方政权之下，南诏王室将境内盐井区分为王室专用和百姓自煎两类，诺邓盐井属于后者，处于“土诸蛮自食，无榷税”，相对自主的发展阶段。明初，云南盐业在即被收归中央，随着盐务机构的设立，盐官的派驻，帝国文明教化的推行，诺邓与中央王朝的联系至为紧密。通过对盐业生产和流通的控制，中央王朝获得了统合“流官管汉，土司管夷”两种治理方式的关键凭借。所谓“官盐”的运销其实是在民间已有的交换网络上形成的，因为早在明代以前，这一地区食盐流动的空间、道路、市场已经开始形成，由盐建立起来的族群关系也逐渐建构起来；而且从实践上看，官盐必须以私盐的流通作为补充。所以，一方面，帝国的治理要以地方上已经有的结构作为基础，另一方面，帝国治理形成的结构又成为此后地方活动依托的框架。　　 在象征层面，情况类似。帝国的进入对当地来说，意味着一套隐喻帝国等级秩序的象征符号的进入，但这并不导致地方原有的象征符号消失，两者会形成创造性的结合，诺邓盐神的树立最为明显地体现出这种结合。代表帝国的“龙王”与代表地方的“母龙”两种意义图式形成并接，产生出新的意义图式：盐是天地孕育而生的。龙王的出现使得自然的卤水经历了“文化化”的过程。帝国和地方的象征符号的结合，也影响地方与周边族群的关系。诺邓所强调的“卤水龙王”和“淡水龙王”的分类，是为了把盐井对“卤水龙王”的崇拜放置到帝国基于农耕生产的龙王崇拜的等级中去，并且，诺邓借助帝国对“卤水龙王”的敕封来形塑其与周边族群的关系等级，出现盐井既依赖于又高于农区的心态。帝国进入地方的另一面，是地方对帝国文明的向化。诺邓的公共生活表现出对官方祭祀礼仪的积极仿效，旨在彰显井地的文明性。“以井代耕”赋予“井”以“耕”的道德意涵，作为帝国边陲的盐井，由此找到与帝国的道德宇宙观相统一和贯通的联系性。　　 无论是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治理，还是帝国与地方的象征体系之间的接触，在诺邓，最终都要落实到盐和米的交换上，与此同时，这种对外的交换又是通过马帮的运输得以实现。在观念层面上，盐、米、马三者的意义要结合“以井代耕”的道德意涵、明清时期地方和中央王朝之间的交往关系（表现为贸易、朝贡礼仪和战争）、以及马在当地宇宙图式中的意义来进行分析。如今的诺邓在失去赖以为生的盐业经济之后，已经转变为一个与中国别的乡村差别不大的农村，但“马料盐米碗”作为当地历史与道德的完整呈现，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仪式生活中。　　 通过侧重对物的关系史以及物所承载的宇宙观的研究，我试图在超越“社会”的文明视野下来看待物的生命历程。拨开现有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史对于“边缘”和“民族”的想象造成的重重迷雾，能见到微“盐”背后的大“意”：诺邓这个小地方如何通过等级性象征符号的构建、与帝国道德宇宙观的贯通，以及与“文明”体系的联结来展开自己的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