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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是一位人道主义的哲学家,他与法兰克福的同道一样,都主张通过消除异化、复归人性的道路实现人的解放。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理论集中地反映在他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并且他是以阐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的,因此,我们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弗洛姆的这本书来进行。弗洛姆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人本主义解读,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人道主义和异化”为基础的人学。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弗洛姆人本主义理论的前提。他首先批判了当时那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误读和歪曲为只注重人的物质需要、忽视人的精神需要和精神发展的庸俗唯物主义解释。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关于人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也代表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抗议人变成为物。”它是马克思继承西方人道主义哲学传统的结果,这一哲学传统的本质就是使对人的关怀、人的潜在才能得到实现。显然,弗洛姆作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人本化的理解,并指出将马克思青年时期和成年时期的思想对立起来,割裂马克思思想统一性的做法是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本人的曲解。在他眼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人学。从这一指认出发,弗洛姆从人的本性、异化、人道主义几个方面对马克思哲学进行解读。
关于人的本性,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用“生物学”的方法把人的本性归于生物性,马克思则用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强调人的社会性,这两者都各有局限性,只有把两人的学说中具有光辉的真理思想找出来并加以综合,才可能形成一种完善的人性论。因而,他研究人性问题的方法是超越二人之上的“社会生物学”,从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角度对人性做出一种动态解释,他认为,人性是一种先天具有的潜能,人在历史进程中所做的,便是开发这种潜能,并按照人性的可能发展方向来改造这种潜能。弗洛姆强调,人的本性植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一种矛盾。当人面对无法克服的存在两歧性就由此产生了种种精神需要,而这些精神需要正是“人类特有的驱动力的阿基米德点”,也是人之成为人的惟一因素。由此可见,弗洛姆的这番努力仍然是在回答“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而“什么是什么”的提问却是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力求得出一个永恒不变的、理想性的终极存在,那么可以肯定的说,弗洛姆最终得到的必定是“抽象的人”,这与马克思的“现实的人”相去甚远。
从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出发,追问“人是什么”,以这种假定的不变的抽象的本质为前提,认为这种理想性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当现实的人的劳动使自己同人的那个理想的本质发生背离和对立时,弗洛姆的异化理论如期而至。他把异化视为个人的一种主观感受,即“人作为与客体相分离的主体被动地、接受地体验世界和他自身”,并由此将马克思在《手稿》的劳动异化发展成为全人类的普遍异化,从而指出“异化”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思想,这种理解似乎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我们承认,异化在《手稿》中是一个中心概念,异化是对人的类本质的背离,说到底,《手稿》还没有完全摆脱旧哲学抽象的人本主义的束缚。而马克思在1845年以后,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对于异化,马克思也只用了“如果暂时还用一下这个哲学术语”、“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这样的话来描述,异化已经不再作为理论来谈,而是作为一种现象来描述。这在弗洛姆的思想平台里却是个盲点,因而我们必须清楚的理解马克思前期与后期著作的关系,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解人提供了一种生存论的思维逻辑,在对人的理解上,不再追问“人的本质是什么”,而是“人的现实的生存状态怎么样”,这样就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
弗洛姆全然不顾马克思后期的思想变化,将对庸俗唯物主义的质疑、对人性的重建、对异化的剖析最后都归结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质就是人道主义,目标是实现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他的社会主义就是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通过恢复一切人的未异化的、自由的能动性使自身获得解放,并且在这个社会里,追求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人不再是畸形的,它变成了充分发展的人,从而实现人与理想本性相统一。从这样的思维逻辑出发,必然就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传统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本身就是人本主义,但马克思不是不关心人,他同样以人为核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姑且把马克思主义称为“新”人道主义,这实际上是一个评价和规范的尺度问题。所谓的“人道”最根本的是人的“生存之道”,而生存则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生存需要,即“人道的尺度是历史的”；同样,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存在着合乎人类生存的需要,即“人道价值”,因而,不能从理想的、一般的人性出发,而是要从现实的历史条件下的人出发去评价现实的合理性。这样,当传统人道主义立足于抽象的人性或人的本质来确立伦理原则时,就形成了超越一切历史条件的、抽象的永恒不变的所谓“正义”、“公平”、“公正”、“善”等抽象的伦理原则,而当马克思哲学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之后,也就使伦理的哲学基础发生了根本性质的转变。“善”、“正义”、“公平”和“公正”等伦理原则也被放到人的现实的生存条件的基础上去理解。这些伦理原则也就被理解为现实的、历史的,而非抽象的、永恒的。这样,把人类的生存价值作为评价社会制度的终极尺度就超越一切抽象的人道主义的评价标准,就与弗洛姆将马克思重新拉回抽象的人道主义背道而驰。
总得来说,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它不乏为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对我们在如何理解人的问题有较大的启发性。并且对资本主义致使人格的扭曲、人性的丧失、人的沉沦与异化的批判,使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面,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为我们全面地、客观地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理论武器。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弗洛姆人本主义理论的前提。他首先批判了当时那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误读和歪曲为只注重人的物质需要、忽视人的精神需要和精神发展的庸俗唯物主义解释。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关于人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也代表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抗议人变成为物。”它是马克思继承西方人道主义哲学传统的结果,这一哲学传统的本质就是使对人的关怀、人的潜在才能得到实现。显然,弗洛姆作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人本化的理解,并指出将马克思青年时期和成年时期的思想对立起来,割裂马克思思想统一性的做法是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本人的曲解。在他眼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人学。从这一指认出发,弗洛姆从人的本性、异化、人道主义几个方面对马克思哲学进行解读。
关于人的本性,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用“生物学”的方法把人的本性归于生物性,马克思则用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强调人的社会性,这两者都各有局限性,只有把两人的学说中具有光辉的真理思想找出来并加以综合,才可能形成一种完善的人性论。因而,他研究人性问题的方法是超越二人之上的“社会生物学”,从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角度对人性做出一种动态解释,他认为,人性是一种先天具有的潜能,人在历史进程中所做的,便是开发这种潜能,并按照人性的可能发展方向来改造这种潜能。弗洛姆强调,人的本性植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一种矛盾。当人面对无法克服的存在两歧性就由此产生了种种精神需要,而这些精神需要正是“人类特有的驱动力的阿基米德点”,也是人之成为人的惟一因素。由此可见,弗洛姆的这番努力仍然是在回答“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而“什么是什么”的提问却是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力求得出一个永恒不变的、理想性的终极存在,那么可以肯定的说,弗洛姆最终得到的必定是“抽象的人”,这与马克思的“现实的人”相去甚远。
从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出发,追问“人是什么”,以这种假定的不变的抽象的本质为前提,认为这种理想性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当现实的人的劳动使自己同人的那个理想的本质发生背离和对立时,弗洛姆的异化理论如期而至。他把异化视为个人的一种主观感受,即“人作为与客体相分离的主体被动地、接受地体验世界和他自身”,并由此将马克思在《手稿》的劳动异化发展成为全人类的普遍异化,从而指出“异化”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思想,这种理解似乎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我们承认,异化在《手稿》中是一个中心概念,异化是对人的类本质的背离,说到底,《手稿》还没有完全摆脱旧哲学抽象的人本主义的束缚。而马克思在1845年以后,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对于异化,马克思也只用了“如果暂时还用一下这个哲学术语”、“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这样的话来描述,异化已经不再作为理论来谈,而是作为一种现象来描述。这在弗洛姆的思想平台里却是个盲点,因而我们必须清楚的理解马克思前期与后期著作的关系,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解人提供了一种生存论的思维逻辑,在对人的理解上,不再追问“人的本质是什么”,而是“人的现实的生存状态怎么样”,这样就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
弗洛姆全然不顾马克思后期的思想变化,将对庸俗唯物主义的质疑、对人性的重建、对异化的剖析最后都归结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质就是人道主义,目标是实现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他的社会主义就是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通过恢复一切人的未异化的、自由的能动性使自身获得解放,并且在这个社会里,追求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人不再是畸形的,它变成了充分发展的人,从而实现人与理想本性相统一。从这样的思维逻辑出发,必然就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传统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本身就是人本主义,但马克思不是不关心人,他同样以人为核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姑且把马克思主义称为“新”人道主义,这实际上是一个评价和规范的尺度问题。所谓的“人道”最根本的是人的“生存之道”,而生存则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生存需要,即“人道的尺度是历史的”；同样,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存在着合乎人类生存的需要,即“人道价值”,因而,不能从理想的、一般的人性出发,而是要从现实的历史条件下的人出发去评价现实的合理性。这样,当传统人道主义立足于抽象的人性或人的本质来确立伦理原则时,就形成了超越一切历史条件的、抽象的永恒不变的所谓“正义”、“公平”、“公正”、“善”等抽象的伦理原则,而当马克思哲学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之后,也就使伦理的哲学基础发生了根本性质的转变。“善”、“正义”、“公平”和“公正”等伦理原则也被放到人的现实的生存条件的基础上去理解。这些伦理原则也就被理解为现实的、历史的,而非抽象的、永恒的。这样,把人类的生存价值作为评价社会制度的终极尺度就超越一切抽象的人道主义的评价标准,就与弗洛姆将马克思重新拉回抽象的人道主义背道而驰。
总得来说,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它不乏为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对我们在如何理解人的问题有较大的启发性。并且对资本主义致使人格的扭曲、人性的丧失、人的沉沦与异化的批判,使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面,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为我们全面地、客观地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