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普法”工作从开创至今,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的历程。何种原因使得我国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在1986年突然发力,将法制宣传教育转变成了一种实行党委领导、政府实施、人大监督、全社会参与的社会系统工程?“普法”运动则是按照“严打”这种典型的运动型的治理模式,提上了法制宣传的日程的,并且在法制宣传中挑起了大梁。与西方的法治自然演进的过程相反,我国选择政府推动型的法治化道路的发展模式——政府是法治运动的领导者和主要推动者,法治主要是在政府的目标指导下设计形成的,是主要借助和利用政府所掌握的本土政治资源完成的,是人为地设计和建构出来的。普法的五个《五年规划》正是这种政府推进型法治的体现,从1986年到2006年,我国先后制定了五个“普法五年规划”形成了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局面。但在内容上每个时期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政府作为普法的主体,发动的全民普法运动,把普法引入了运动式的治理方式中。在二十年的实际普法中,把重点仅仅放在知识层面,那么,普法就成为法律教育的某种形态或途径。普法形式单调,缺乏生动性与活泼性。而20年的普法我们为此所花费的成本,在我们对普法这个制度具体衡量的时候,则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普法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全民的法律素质,保持社会的法治常态,全面提升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但由于普法主体、内容、形式和方法的失范和局限。普法的社会效果却出现两大突出的“背离”现象。一是20年的普法教育,法律常识和知识的普及卓有成效,但是整个社会的正义感、诚信度与法律知识的增长背道而驰;二是法律知识普及的目的性与实用性的背离。普法至今二十年已经过去了,进入了后普法时代的今天,我们是否有必要继续进行这一场遭到许多人诟病的普法运动,是否有必要采取继续这种运动式的普法,这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这种意识形态性的投资和“运动体制”不改,类似“无用功”的做法不摒弃,法律宣传就无法收到实效,有限的司法资源也容易在这日复一日的运动中被挥霍殆尽。本文尝试通过对普法投入的分析,理清其发展的瓶颈,通过案例的形式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全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引论》简要介绍了本文研究的意义,并对“普法”的研究现状做了一个综述。对于全民普法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从大量的官方文件、媒体报道等材料出发,采用了小叙事,大视野的研究路径。政治制度分析、社会成本控制、权力运作的法经济学以及法社会学的方法都是本文的方法论基础。第一部分《中国法制三十年》首先采用白描的形式对从1978年至今三十年法制的历程进行简要的归纳,从中选取法制建设的法制宣传部分,从“普法”这一个小点着手。由“普法”启动的时间断层,引出“普法”的时代背景,再由此进而介绍我国普法的特点。接下来,对五个“五年规划”的内容进行了对比,为后文的分析提供知识背景。第二部分《对普法投入的分析》进一步在上文内容对比的基础上,提炼出了投入的四个量化指标:主体、对象、方法、成本。通过资料的整理与对比,从官方的、民间的、显性的、隐性的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力图使“普法”的投入显得更为可量化。通过文中的分析,发现“普法”在我国是一种运动式治理的方式;通过“五年规划”划定的重点对象也没有实现其所设定的蓝图;方法上形式单调,缺乏生动性与活泼性,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怪圈;时间、财力、物力成本有据可查的尚且耗费巨大,无法查证和量化的更是一笔巨额支出。第三部分《对普法的质疑》选取了两个极具有代表性的“一大一小”即青少年和中南海作为例子,通过这两个例子的剖析,涵盖上文投入中所提到的主体、对象、方法、成本,进而对普法全面质疑。文中以“侍明子”案例揭示法律意识在普法中的重要地位,以“中南海法制讲座”的例子揭示了创新形式的重要。同时,这两个例子又引出了两个突出的背离现象:其一,法律知识的增长与公民诚信观的背离;其二、普法对象法律知识普及的目的性与实用性的背离。第四部分《普法的出路》分析了“普法”的初衷,从理论上和实践工作中的失误看出由“政府推进型”的普法在“后普法”时代的限度。在分析普法的手段部分,着力阐述了旧有的普法形式为什么落空的原因,并对普法形式的改革问题,提出了一些社会效果好,成本低的方法。最后,对普法的效果做了预测,从全国查处的违纪违法审判工作人员人数,揭示公民对法律的遵守并非取决于法律知识的拥有及其量度,而是取决于法律意识的确立。指出:普法工作要在将来取得更大的突破,必然要在法律意识上下结语提出“普法”这种意识形态性的投资和“运动体制”不改,类似“无用功”的做法不摒弃,法律宣传就无法得到实效,有限的司法资源也容易被挥霍殆尽。引入既不是普法规划内容,也非普法重点对象的于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的例子。从劳方和资方两个方面积极、自觉地学习此法,用以在其生效后的与资方的利益博弈,抑或是规避此法。政府的主动“普”与民众的自觉“学”在这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揭示出民众是如何理解、认同和适用法律的。最后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民众的利益他们自己最清楚,学习什么,用什么也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普法所遭遇的瓶颈,要求我们改变普法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