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教育在我国所引起的关注，大致来源于两种途径：一是美国通识教育对我国大学改革的冲击，二是施特劳斯学派的保守政治哲学观在我国引发的争论。这两种影响其背后的自由教育观念本身在本质上却大相径庭，前者的存在立场是基于大众民主的、现代民主制度下普遍公民权利的彰显，后者则赞成精英民主，提出自由教育只能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念作用下的自由教育却同时共存于我国学界对自由教育的认识之中，这不仅造成了自由教育在语义上的含混，还蒙蔽了作为一种政治教育而存在的自由教育的自在属性。 本文尽量避免对自由教育本身做出毫无针对性的历史梳理，旨在立足于我国精神层面的现实问题，回到自由教育的起点，在追溯自由教育的流变与分化进程之中去寻找隐含在现象背后、能令教育朝向有利于人的美好生活、有利于良善之社会秩序所需具备的各种要素，包括永恒价值、公共空间、共同意识等。但这些要素的内容与来源是庞杂且非同质性的，既有古代西方政治哲学对自然秩序的遵循，又包括自由民主制度下褪去功利性质的公民共和观念与社群组织。本文认为，只有在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中，自由教育才可能获得现代意义的生存机会；而回归古典德性之善，是自由教育得以对抗现代性之虚无的不二法宝。 此外，本文尽量通过中、西方教育背景与政治传统的比照，通过我国大学面临的问题与现状的轮廓勾勒，在定位我国大学与民主政治改革现实需求的前提下，为西方自由教育做出客观科学的定性研究。其中涉及到通识教育在我国的现实困境、民主政治与作为公民教育的自由教育的同步关系、以及如何有效整合我国公民参与权利的正当性与现有的教育资源和政治资源等一系列问题。在厘清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西方自由教育于我国的借鉴作用才具备研究的可行性。 自由教育作为一个论题领域及其问题凸显，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关涉教育、公民、民主政治三者关系的问题，这恰好切合了政治哲学与教育哲学对这三方面统一性的关注。而教育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哲学的延展，针对西方自由教育与身俱来的政治哲学属性，自由教育其演变与分化的相关研究在本文将被置于政治哲学的视角下，通过文献分析法、历史比较法、矛盾分析法等，分析各阶段自由教育的演化特征，将“自由教育”这个教育思想史上的“概念”转变为独立的实体来考察，将研究重心置于某一特定的时段中关注自由教育这个概念实体的突然转换，去关注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指引在对自由教育具体内涵的转变产生影响。 此外，从现实层面来看，自由教育是否达到它的理想预期，并不是一个理论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国家、社群、文化综合作用下的社会网状系统的影响，对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下的自由教育最终达成的效果做出分析比较，最终是为现实层面上自由教育理想的生存环境提出参考。一方面，这是本文明晰自由教育的理想生态环境的研究途径，另一方面则在于找出制约自由教育达到原初之理想期望的障碍因素，包括政治哲学背景下的价值选择对自由教育的影响、社会实体对公共空间与公民意识的认识差异等。 通过研究，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本文发现西方自由教育在不断的演变与分化之后，最终又回到了原初的古典自由教育的起点。美国当代通识教育的核心内涵即是对古典自由教育其公民教育属性的延续，而主张精英教育的美国政治哲学保守派回复的则为自由教育的哲学功能。在明确自由教育的古典渊源的前提之下，两种类别的自由教育分别为自身确立了明确的受众定位，由此，美国成为自由教育的当代集大成者，两种功能分殊的自由教育得以共存。 其次，在民族国家形成以前，西方自由教育是在一条主线上发展演变的，而近代社会背景下的自由教育却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开始产生分化，本研究认为这是不同国家对社会契约关系的不同理解最终映射于教育上的必然反映。通过自由教育与社会契约关系的双向研究，发现无论洪堡、还是纽曼，其自由教育理念的初衷与结果的矛盾起始于对社会契约的理解，但两者共有的遗憾更在于政治社会公共空间的缺席。 再次，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为自由教育的现代重塑找到一个价值基点，当它授予学生以一种主导技艺之后，其它的价值也有被实现的可能性。以此，自由教育可以为我国提供一种公民教育的借鉴，在公民行为的正当性得以确立的民主改革现阶段，将自由教育立足于公共领域建设与公民意识培养、以合理协调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的教育资源与政治民主转型期的政治需求。在此之中，自由教育籍以带来的是公民个体在心灵与精神上的归宿感，为社会成员之间奠定的是相互信任与合作的诚信基础。 最后，在分析对比中，本文提出自由教育在我国可能遭遇的现实瓶颈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是认识上的局限，自由教育自身的政治属性在短时间内还没有被深刻挖掘出来；另一方面是我国长期以来教育传统下的教育资源与观念制度上的障碍，如教师的教育背景、教育系统内部社群观念的相对薄弱、小型化课堂教学面临的教育资源短缺、公民服务课程的缺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