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政府雇员隐私利益保护是美国隐私理论研究以及《信息自由法》研究中的热门问题。在美国,政府雇员因其工作性质而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公权力执行者,同时仍是私人主体。在政府信息公开诉求日益增长的如今,政府雇员作为普通公民的隐私利益却逐渐受到侵犯。政府雇员通常援引《信息自由法》中的豁免条款第六项与豁免条款第七项来保障其隐私利益,法官通常运用“利益衡量”标准比较其中公共利益与隐私利益来作出裁判。《信息自由法》中的豁免条款第六项与豁免条款第七项该如何具体适用?其考虑因素都有哪些?政府机构与法院分别有哪些特殊程序?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分成四个部分展开论述,探索和研究美国政府雇员隐私利益保护的相关制度。第一章先界定政府雇员隐私指向主体——政府雇员及政府雇员隐私载体——行政记录的定义和范围,接着论述政府雇员隐私利益“私益性”与“公共性”双重性质。第二章重点分析《信息自由法》中关于政府雇员隐私保护的规范基础豁免条款第六项与豁免条款第七项,并且论述这两项豁免条款与《隐私法》的关系。第三章通过具体案例来论述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公共利益、政府雇员隐私利益以及如何衡量二者。接着梳理并总结影响《信息自由法》豁免条款第六项与豁免条款第七项适用中影响利益衡量的相关因素,例如政府雇员的职务等级以及行政记录本身的性质等等。第四章研究关于政府雇员隐私的“完全豁免”及其限制等程序,即政府机构申请人根据《信息自由法》申请关于政府雇员个人信息时的特殊程序——“格罗玛否认”以及法院应对该程序创设的“不公开审查”、“沃恩索引”以及“公开宣誓书”等程序,并对关于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替代程序”的设想展开讨论。结语论述美国经验对中国的启示,通过对美国《信息自由法》诉讼中政府雇员隐私保护这一课题的研究提出关于公务员隐私利益保护的中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