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1)通过对子宫颈鳞癌和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初步的对比分析和研究,探讨宫颈病变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寻找高危人群,并为其制定宫颈癌的早期防治对策提供一定的临床依据；2)对新疆维、汉民族宫颈鳞癌及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的患者,进行CYP1A1基因MspI多态性的分析,并对病变宫颈组织中芳香化酶P450和雌激素p受体的表达进行研究,了解CYP1A1基因MspI多态性、芳香化酶P450和雌激素p受体在宫颈鳞癌及其癌前病变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维、汉民族之间的表达是否存在差异；3)通过对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的负荷量与宫颈病变程度之间的关联研究,并对宫颈病变治疗后的患者进行随访,探讨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的负荷量在宫颈病变发生中的预测作用及治疗后的监测意义。方法：1)采用流行病学问卷调查、妇科检查和实验室检查的方法,对2009年1月至2010年12月在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门诊和住院治疗的195例患者(其中宫颈鳞癌76例、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119例)与同期在我院体检中心体检的某单位女性职工127例(宫颈细胞学检查阴性),进行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妇科检查和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负荷量的检测,对各相关因素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并对宫颈脱落细胞中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的负荷量与不同宫颈病变程度进行相关分析；2)收集2009年1月至2011年6月在我院门诊和住院治疗的维、汉民族宫颈鳞癌和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患者及正常宫颈人群的外周静脉血,其中宫颈鳞癌患者100例,维、汉民族各50例；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患者80例,维吾尔族19例,汉族53例；正常宫颈对照人群100例,其中维吾尔族51例,汉族49例。以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聚合酶链反应分析CYP1A1基因MspI位点在不同宫颈病变人群中以及维、汉民族之间的变异；3)收集宫颈鳞癌、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及正常宫颈组织的石蜡标本180例,三组标本各60例,其中每组标本维、汉民族各30例。采用免疫组化的方法研究芳香化酶P450及雌激素受体β不同宫颈病变组织中的表达以及维、汉民族之间的表达是否有差异；4)对2009年1月至2010年12月在我院就诊的119例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及76宫颈鳞癌的患者随访至2013年7月,随访时间31个至54个月,随访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负荷量与宫颈病变患者的预后。结果：1)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为宫颈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生产次数多和初次性行为年龄小；宫颈鳞癌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为宫颈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生产次数多、有多个性伴侣、初次性行为年龄小、口服避孕药和宫颈炎症,而受教育程度高、经常进行健康体检在宫颈鳞癌的发生中起保护作用；在正常体检、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及宫颈鳞癌三组人群中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负荷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负荷量随宫颈病变的程度的加重而增加,呈正相关。2)在宫颈鳞癌、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及正常宫颈三组人群中CYP1A1基因MspI位点多态性基因型分布有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8),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的患者中C基因型(突变纯合型)出现频率高,但本研究发现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人群中CYP1A1基因Msp1位点的基因型分布无明显差异性。3)芳香化酶P450在正常子宫颈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17.9%(10/56)低于宫颈鳞癌及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P450arom在宫颈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55%(33/60),在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组织中阳性表达率48%(24/50),相比较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65)；雌激素β受体在正常子宫颈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57.9%(33/57),在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组织中阳性表达率37.3%(19/51),在宫颈鳞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15.3%(9/59),可以看出随着宫颈病变程度的增加,雌激素β受体的表达呈递减的趋势,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4)对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及宫颈鳞癌治疗后的患者随访的过程中,发现持续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是宫颈病变术后出现阴道上皮内瘤变和宫颈上皮内瘤变复发的高危因素。结论：1)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的负荷量与宫颈鳞癌和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的发生呈正相关；2)C基因型(突变纯合型)的人群易感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但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人群中CYP1A1基因MspI位点的基因型分布无明显差异性；3)宫颈局部雌激素的产生及局部细胞对雌激素的敏感性增加,可能在促进宫颈鳞癌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作用,从而促进宫颈癌的发生；4)持续高危HPV感染是宫颈病变治疗后阴道上皮内瘤变和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复发的高危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