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长期以来对外语(或第二语言)教学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比较,旨在提高外语教学与学习水平；然而,对不同教学方法进行的比较和研究的结果表明,它们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并没有显著差异。事实证明,没有一种教学方法堪称最佳方法,每种教学方法都有一定优势,但没有绝对优势；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不同的教学任务、不同的教学阶段自然需要不同的教学方法；人们至今未能证实教学方法在外语教学中的决定作用,于是不少学者将研究的兴趣转向课堂教学过程。　　 课堂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它研究的是语言课堂里发生的教学和学习的过程。这种研究关心的是课堂的语言输入、语言输出以及课堂互动。人们开始意识到,无论投入多少精力发明新的教学方法,真正重要的还是师生在课堂里究竟做了什么。课堂话语(包括教师话语和学生话语)是课堂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是语言输入、语言输出和师生、生生互动的体现。教师话语是外语课堂语言输入的主要来源,是外语学习者获得语言信息的最重要渠道；课堂互动能促进语言输出,即更多的学生话语的产生。与其它课堂相比,外语课堂的最大特点在于:教师话语既是教学的媒介,又是学习的目的语；因此,外语教学课堂话语更具有研究价值。　　 本文在回溯外语教学课堂话语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动态和分析其不足的基础上,引入课堂话语对话性分析的新的理论资源——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话理论是巴赫金语言哲学的理论支柱,对话性是他的“超语言学”理论的核心。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巴赫金从社会学观点出发,对当时语言学中的两个流派(即“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和“抽象的客观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它们都没有从社会学角度揭示语言现象,都非历史地、非社会地解释语言现象,都在非交往中理解语言。巴赫金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交往；对话理论是其交往哲学的体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巴赫金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语言,提出了他著名的复调理论,进一步阐释了他的对话思想。他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整个渗透着对话性,这种对话性不仅仅是人物对语之间的关系；其小说结构的所有成分之间都存在着对话关系。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具有独立的“自主意识”,这是构成小说对话的基础。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还表现在,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之间是平等的。　　 本文作者认为,“对话”其实是一种“关系”,至少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他首先沿着西方哲学史发展的脉络,从事物本质论的哲学转向着手,分析并揭示语言(学)哲学的关系哲学观实质,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关系”的阐述和巴赫金对三种“关系”的界定,进一步探析巴赫金的对话关系的内涵。　　 “对话”一词容易让人想起日常生活中的对语。作者依据韩礼德的语域理论,分析并澄清课堂对话、日常对话和巴赫金的对话之间的差异。至于课堂话语的对话性问题,作者认为它与教师的教学理念有关,与教师对课程性质的理解有关；因此,他根据课程的内容及其培养目标,提出知识性课程、技能性课程和研究性课程的分类标准,并依此讨论外语课程的性质。教师对外语课程的性质有着不同的理解,这取决于教师不同的知识观、课程观、教学观和学习观；作者根据相关教育学理论,分析历史上的三次知识转型,现代知识观与后现代知识观的差异,知识观转变过程中带来的课程观、教学观和学习观的转变,以及知识观对外语课程的影响。从现代知识观的独白型思维与后现代知识观的对话型思维对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课堂话语的影响来看,课堂是独白与对话抗争的场所。　　 作者还根据巴赫金对狭义对话与广义对话的区分,提出课堂话语中的“显性对话”与“隐性对话”的概念,并利用收集的课堂话语语料和访谈资料进一步分析了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显性对话,尤其重点分析了师生之间、生生之间、教师与不在场者之间以及教师话语内部的隐性对话。作者认为,最理想的隐性对话蕴藏于开放性的教师话语之中；开放性的教师话语追求的是将多元的世界呈现给学生,将对事物的不同认识、对问题的不同解释,甚至是互为矛盾的观点呈现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分析,去判断。　　 作者指出,尽管课堂场域既存在显性对话,也存在隐性对话,但外语教学课堂话语中的对话仍很不健全,它缺乏民主的氛围,它还不是巴赫金的对话所要求的两个主体之间平等的交互关系；他依据福勒、费尔克劳等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结合课堂话语语料和访谈资料,对外语教学课堂话语作了进一步分析,揭示了外语教学课堂话语之中及其背后蕴藏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他认为,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导致了“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作者继而对教师中心论和学生中心论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在分析两个中心论各自利弊的基础上,在教和学之间、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在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之间建立起二元融合、二元共生,甚至是多元融合、多元共生的关系,从而消解“中心”,建立一个主体间性外语教学模式,一个由教师主导的、由多交互主体协同参与的、平等对话的、多元融合的和动态多变的课堂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