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富案”中,二审判决认为投资方的投资额中计入资本公积金部分实际上具有借贷性质,在之后的再审判决中最高院推翻了二审判决,肯定了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股东方对赌的效力,在不损害债权人利益情况下,尊重当事人之间意思自治。最高院的判决以及后续的关于对赌协议纠纷的判决已经逐渐将不同于传统民事裁判思维的商事裁判思维作为此类裁判的指导思维,很大程度上将双方视为对等的具有老练谈判能力的理性经济人以尊重双方的真实意思和交易目的。但是纵观后续案件,纠纷产生时,融资方仍会以投资方无论目标公司盈亏如何均可获得保底收益,违反同股同权原则,违反风险共担原则实为借贷协议为由抗辩。本文旨在探讨对赌协议中约定的业绩补偿及回购等条款是否改变了其股权投资的性质,实系明股实债的交易模式?本文共分成三个章节:第一章,问题的提出。以现代农业案为例提出本文要探讨的问题,对赌协议中投资方无论目标企业盈亏均能获得保底收益,破产时优先于其他股东及债权人受偿的明显具有债权投资特征的约定是否具有债权投资的属性?瑞沨案中法院认为其具有非正义的保底性质,但是基于保护商事自治的原则,在不损害第三人利益情形下承认其效力的利益衡量原则是否合理?第二章,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提出股权投资与债权投资究竟如何区分?本文从投资方享有的不同权利承担的不同义务角度分析区分债权投资与股权投资的关键因素。其次以此为基础评析学界对于对赌协议的借贷说、股权担保说。从而说明对赌协议中的业绩补偿、回购条款的等条款的约定与债权投资貌合而神离,担保说片面地将其本质与功能混淆。第三章,分成三个部分。首先从对赌协议产生的理论基础以及现实原因出发,论证其实质是以协议的形式代替类别股的设计,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实质上具有类别股股东的身份。其次,将对赌协议与明股实债的交易模式进行比较,指出其实非明股实债。最后以法院对此类商事合同的裁判逻辑为落脚点。先分析商事裁判与民事裁判差异的理论基础,后指出在对赌协议纠纷的裁判中,法院在商事自治与第三人的利益衡量中,常会以损害第三人利益为由否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效力。本文建议我国应建立健全类别股制度,类别股的发行可以合法有效满足投资者的不同需求,跨越公司法基本原则的障碍,消除协议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