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女性小说家的涌现促进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史的发展，使其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学现象。众多女性小说家跻身于一向被认为是由男性主宰的英国文学领域，其中涌现出诸如勃朗特姐妹（The Bront s）、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和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等享誉世界文坛的杰出女性小说家，她们成为英国文学史上女性文学领域中的代表作家。由于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重视伦理道德的时代，因此，对于伦理道德问题的关注成为这一时期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小说家们关注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在作品中针砭时弊，惩恶扬善。女性小说家也不例外。基于这一特点，以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式对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小说进行诠释，也就意味着对这一时期女性小说的本质问题进行探讨。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小说因其能相对迅速而又全面地反映一个迅猛发展的社会的全部特征而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文学表现形式，并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代。维多利亚女性小说伴随着女性运动的发展而更加繁荣。男性与女性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在维多利亚前期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发展到了顶峰。从19世纪下半叶，即维多利亚中期开始，女性中的有识之士开始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力做出了巨大努力，文学适时地成为她们表达自身观点的方式。勃朗特姐妹、爱略特和盖斯凯尔夫人等最为杰出的女性小说家的文学创作高峰及其取得的成就也正处于这一时期。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讲，美国女权主义文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曾在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Bronte to Lessing,1977）一书中，将英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分为“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和“女人”（female）三个阶段，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小说家正处于其中的“女性”阶段。这一阶段的女性小说家虽在创作中对女性的生活和价值观做出了探索，但她们的创作中依然存在着内化社会主流观点，模仿主流文学模式，力求使自己的作品达到男性文化标准的特点。这种特点不仅反映在她们笔下作品的内容中，同时也反映在她们在作品中选用的叙事方法中。文学作品的伦理批评在西方由来已久。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曾强调过文学作品的道德教诲作用。西方近现代伦理批评的代表人物、美国伦理批评家韦恩·布斯（Wayne C. Booth）也曾在他的《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Fiction,1961）一书中，以伦理为主线，阐述了欧洲小说发展演变的历史，并主张作者在小说创作中应从道德立场出发来选择修辞。最早将“叙事伦理”的概念应用于文学领域的是美国学者亚当·桑查瑞·纽顿（Adam Zachary Newton）。他提出了这一概念，并以其研究作品的叙事及其虚构人物的伦理后果。但在西方文学研究领域内尚无完整和系统的伦理批评理论体系的情况下，文学的伦理批评只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并没有作为方法论从传统的纯粹伦理学中走进文学批评的视域，因而使文学的伦理批评常常遭受非议。在我国，将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的批评范式，是由华中师范大学聂珍钊教授于2004年首次提出的。此后，国内学者纷纷撰文，论述了文学伦理学的起源、方法、内涵、思想基础、适用范围、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印证了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其他批评方式相结合的可能性；辨明了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传统的道德批评之间的差别；将文学伦理学批评称之为一种敞开式的对话批评；并预测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今后走向的可能性。刘小枫是我国首先使用“叙事伦理”一词的学者，他将伦理学划分为理性的伦理学和叙事的伦理学。伍茂国则从学理角度对“叙事伦理”进行了界定：文学研究视域内的叙事伦理包括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两个方面。故事伦理一方面是对理性伦理内容，例如与不同时代相对应的伦理主题的叙事呈现，另一方面是对于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伦理可能性的探究，即伦理乌托邦建构。“叙述伦理指叙事过程、叙事技巧、叙事形式如何展现伦理意蕴以及小说叙事中伦理意识与叙事呈现之间、作者与读者、作者与叙事人之间的伦理意识在小说中的互动关系。”①正是在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框架得到建构，文学伦理学批评成为学术界被认可、接受和应用的一种文学批评方式。批评家若要在文学批评中正确运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式，不仅要对文学伦理学的发展历程有清楚的了解，而且在批评实践中对相关概念首先要有明确的界定。对传统的道德批评与文学伦理学批评之间的差异做出正确的区分是极为重要的。在传统的道德批评中，批评家往往立足于批评者本人所处时代的道德观念，而文学伦理学批评更加侧重于将作品置于作家创作时所处时代的伦理环境。对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遵循了这样的一个模式：首先对影响了代表性作家创作的伦理环境进行探讨，然后再对相关作品内容中反映出的伦理特色进行诠释，最终分析伦理环境对作家叙事方式产生的影响。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是具有前瞻性思想的女性小说家。在她生活与创作的19世纪，有关生态的问题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艾米莉生命中的创伤经历赋予了她对大自然的热爱，她所受到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也加深了她对自然的理解。因此，在小说《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1847)中，艾米莉表达了她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在艾米莉的小说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主宰与附属、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大自然作为强有力的母亲形象出现，成为弱者汲取力量，反抗强者的源泉。因此，在她的笔下，自然与文明经历了冲突与磨合之后重归和谐，在文明社会中迷失本性的人也实现了对自然本性的复归。也就是说，艾米莉的潜生态伦理意识中包含了对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生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生态以及人与自我关系的精神生态三个层面的关注。她在小说中运用将男性人物作为第一层面叙述人的框架叙事，该叙事方法既帮助她实现了叙事的真实，利用小说形式上的“神秘莫测”凸显了她意在表现的生态伦理主题，也使她的作品叙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男性的叙事权威。作为生活在英国19世纪的女性，乔治·爱略特有惊世骇俗的经历。她的家庭生活、情感经历、职业生涯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对她的伦理观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评论界一般将她的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两个时期的创作不仅在内容上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反映在伦理诉求和叙事伦理上，也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在前期创作中，爱略特表现出对于即将消逝的田园时代伦理的眷恋，在强调了作为人们归属感来源的乡村“共同体”的同时，也赞美了家庭成员间真挚的情感世界。在后期创作中，爱略特侧重表达了她对工业社会的伦理思考。在社会伦理范畴内，她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在家庭伦理范畴内，她将家庭作为女性发挥影响力的领域，倡导女性在实现个人道德完善之后，通过家庭将自己的影响力传递给社会。在创作后期，爱略特隐藏于男性笔名之后的真实女性身份被公开，这使她运用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方式从前期不加掩饰的作者介入转变为后期作者采用互文等更为隐蔽的方式干涉叙事，而这些叙事形式也以不同方式服务于爱略特的伦理诉求。正像作者以女性身份直面读者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家盖斯凯尔夫人本人也是一个最具女性特色的小说家。她拥有顺利的成长经历、良好的教育背景、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幸福的婚姻生活，这些都促使她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她所创作的小说可以分为社会问题小说、小镇生活小说和历史小说三类，在这三类小说中，盖斯凯尔夫人表现出共同的伦理诉求，即希望社会中的各个阶级摆脱各自的阶级立场带来的影响，以利他主义为准则，使整个社会实现从奉行阶级伦理过渡到遵循全民伦理的转变，进而建构和谐社会。从社会问题小说《玛丽·巴顿》（Mary Barton,1848）中工人约翰·巴顿和资本家老卡逊以小卡逊被枪杀为转折点，实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伦理和解，到反映小镇生活的《克兰福镇》（Cranford,1853）中以玛蒂为代表的贵族阶级的伦理越位，再到历史小说《西尔维亚的两个恋人》（Sylvia’s Lovers,1863）中以爱与宽容的美德校正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弱点，在盖斯凯尔夫人笔下，爱与宽容的美德具有了全民伦理的普遍意义。这三类小说的代表作在创作时间上的顺序恰好反映了她所持伦理观的日趋成熟与完善。盖斯凯尔夫人创作中体现的叙事伦理也具有充分的女性特征，小说《克兰福镇》采用了女性乌托邦叙事的方式，在一个被视为乌有之乡的女性世界中表达了自己真实的伦理诉求，将女性美德作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呼吁建构男女两性之间关系和谐的社会，希望以此获得男权社会的最大限度的认同。通过对维多利亚女性代表小说家在文学伦理学视域下各自不同特点的梳理，可以得出这一时期女性小说家在文学伦理学视域下创作的共同点：在创作内容上，在为处在发展与变化中的社会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同时，也包含了对女性边缘化处境的关注。但是，她们的作品并未为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等超越当时社会现实的权利，也未曾将男性和女性置于对立的两极，而是力求建构男女两性之间的和谐。在创作技巧上，在面对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的压制时，她们通过叙事方式的选择，力求使她们作品中的伦理诉求最大限度得到男权社会的接受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