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属体制是东亚地区特有的一种国际关系体系,是儒家“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理念在对外关系中的延伸。清朝以其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文明长期占据着藩属体制的中心地位,进而形成了“万邦环拱”的对外关系模式,藩属体制的存亡几乎与清朝历史相始终。在清的属国中,朝鲜、越南、琉球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在中国与属邦的关系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其与清朝关系的演变折射了藩属体制发展的脉络。19世纪,随着欧洲强国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结构面临着冲击,列强无论是以国际法为依据否认藩属关系的存在,还是阻止属国对中国朝贡,亦或是出兵直接占领属国,手段虽各有差异,但目的只有一个,即割断清廷与属国的关系,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条约体系框架中。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士大夫逐渐放弃“天朝上国”的观念,开始以新的视角审时度势。无论是理论上的诘问,还是消极放弃,都多多少少地让人们看到了传统外交思想的松动,而清廷虽无力张显其强势,但也以此为依据,对藩属旧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变通。从琉球的“延宕之法”、到越南“主战与主和的交融”,囿于传统的认知理念,清廷在面对属国时内心的矛盾纠结,做法上的畏首畏尾,使其错失了一个个处理藩属问题的大好时机。而面对朝鲜这个清廷最为看重的属国日益远离藩属体系的荫庇时,清朝则变通旧制,“以夷制夷”,过问朝鲜内政。虽说清政府面对行将走入绝境的藩属体制终于挥起除旧布新的利剑,然而清廷虚弱的本质却使它无力把握这柄“双刃剑”的力度,朝鲜对中国的离心倾向不降反升,最终,在资本主义浪潮的巨大冲击下,晚清藩属体制难逃瓦解的命运。这既是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侵略扩张的外力使然,也是四面楚歌中的大清王朝向心力崩解的必然,但更重要的是一种新旧思想交锋下,旧思想的黯然失色,悄然退去。纵有万般不舍与无奈,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影响并制约着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轨迹。也正是这种传统思维模式与近代外交思想的冲撞碰击,为中国外交近代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南北洋通商大臣,从使领制度到外务部,中国外交冲破重重迷雾,奏响了近代化的号角。晚清藩属体制的落幕,使中国延续千年的“华夷观念”轰然崩溃,中国人开始以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襟接纳世界。而东亚各国力量的此消彼长,也引发了该地区格局的重新整合,东亚国际关系逐步走向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