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了传统中国契约中一个重要的、颇具代表性的类别——土地买卖、典当契约,通过对其研究来揭示传统契约的文化特质。本文认为,国家基于自身的管理能力,对契约活动采取了一定的放任态度,使得民间的契约活动受不到国家全面有效的调整,从而呈现出自发模糊的特性和浓厚的地域性特征。民间的契约活动局限于以村为中心的一个小范围内,远距离的财产流动很少发生,这样一种交易状态,不利于统一的交易规则和抽象的契约理论产生,但是在局部的、小范围内,契约活动却能有条不紊的展开。在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下,多数契约能够得到履行,违约只是一小部分,人际关系网络也能使契约纠纷得到充分、及时的解决,从而使契约交易以极低的成本进行,使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也支持了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维系了社会的正常运转。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是总论,从总体上对传统契约进行了把握,重点分析契约在国家法和民间社会中所处的两种不同境遇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下篇是分论,选取了土地契约中几个有特色、能反映传统法文化特质的方面来论述,分论是总论的延伸,总论中的各种论述在分论有细化和具体的表现。本文着眼于对契约的功能分析,而不是价值和理念的论述,本文的立场是理解的而不是批判的,主要是阐述契约在传统中国社会起到了什么作用,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从正面意义上对传统中国的契约活动给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