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伦理是一种通过诗歌自身而投射出来的伦理意识,涵盖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凝望以及对美学的追求。文化弑父时代之后,诗人是反思“何为伦理”的先行者。诗歌的文本空间不断面向时代的伦理困境展开,在词语的交叠与诗艺的转换中,诗歌呈现出诗人所探寻的伦理经验。钟鸣是较早在诗歌与批评中使用“伦理”一词的诗人。在钟鸣的笔下,诗歌伦理森罗万象,既是一种价值判断,也是一种历史担当;既是一种表达欲望,也是一种沉默权利;既注重“诗之思”,积淀知识的厚重,也不失“诗之美”,兼顾技艺的轻盈;既回望过去,延续古典文学的旧传统,也面向未来,另辟汉语诗歌的新路向。迄今为止,钟鸣的诗歌创作生涯已逾四十载,但由于钟鸣的诗歌结构繁复、意蕴深奥且“声部众多”,关于钟鸣的诗歌研究屈指可数。对钟鸣的诗歌研究既缺乏一种相对完整全面地把控,又在细节的处理和探究方面存在不足。而关于“诗歌伦理”的研究驳杂繁多,意见纷呈,结合个案的具体分析仍需增补。本文旨在研究钟鸣的诗歌伦理,全文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结合时代与文化的语境,探究钟鸣诗歌内部的伦理与美学。本文上篇以“耳语”为题,聚焦钟鸣诗歌伦理的语境与准则,主要讨论诗歌伦理的合法性。作为诗人,钟鸣在耳语时代以诗高声厉喝,而在众声喧哗的聒噪中,却不急于亮相发声或追赶潮流。他背负着与同时代诗人共有的“语言的原罪”,他忠于内心表达的欲望,并警惕好大喜功的“虚胖”言论,以真诚而克制的诗行留下历史的言说。作为批评家,钟鸣对汉语新诗的语境了然于胸,在集体记忆的阴影下,他最早关注“私密性”的问题;在信息时代的喧嚣中,他敏锐地觉察出诗的失真;他用诗意的语言探索着诗歌伦理的准则与界限。拙论的下篇以“旁观”为题,关注钟鸣诗歌伦理的建构与命运,重点考察诗歌伦理的可能性。钟鸣的诗歌伦理在美学范畴上兼容并蓄,在伦理判断上黑白分明,他关注于日常事物潜伏的巨大寓意,并不急于某一种确切的价值判断,而是更耐心地在适宜的距离中担任冷静但决不冷漠的旁观者角色。钟鸣以旁观者的立场,在对历史、现实与文本空间的旁观与审视中,建构了以“南方精神”为核心的舆地诗学。通过“互文写作”,实现现实和知识的交互贯通,呈现诗歌文本间的隐秘路径。对于充满无限可能的汉语新诗,我们所期待的绝不仅仅是对时代的预示和对伦理的自律,更期盼着它能够对语言本身作出一定贡献,使汉语的土壤更加肥沃,使词语更加轻盈活泼、富有生机。钟鸣准确且繁复的诗歌语言使一些“废黜”的、枯萎的词语重新焕发了活力。钟鸣苦心孤诣地维系词语的阵地,固守自身的诗歌伦理,看似始终与时代潮流保持距离,实则早已走在了时代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