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高技术产业成为推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和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西方国家频繁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和技术封锁等挑战,推动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有助于我国更好应对国内外严峻形势,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推动实现经济贸易长期高质量发展。然而,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数量虽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主要由技术含量较低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驱动,出口质量亟待提升。在国家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之际,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对新时期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更好发挥新基建的作用,以及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外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并结合国家竞争优势、异质性企业贸易、新新经济地理学和投资过度理论梳理出基础设施投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既可以直接或经由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本地出口技术复杂度,又能够通过引起经济集聚和资源虹吸等对外地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或正或负的空间溢出效应。其次对中国2004至2016年30个省市（不包括西藏）的基础设施投资和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进行测算和比较,发现二者整体呈上升态势,但区域差异较为明显。受区域战略和人口迁移影响,西部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于2014年反超东部;在政策支持和产业转移、升级共同作用下,东部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逐步降低,中西部则快速上升。之后本文针对理论机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针对从现状分析中发现的区域差异和新基建投资高增长现象展开异质性检验和基于新基建的拓展分析;最后提出结论与建议。本文主要结论有: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了本地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但对邻近地区产生了抑制作用,且中部地区影响最大,东部次之,西部影响不显著;新基建投资对当地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微弱抑制作用;技术创新在基础设施投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10.70%。据此,本文认为首先要强化基础设施投资对当地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推动作用,包括丰富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制定区域差异化投资策略、扩大新基建有效供给和推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其次要增强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溢出效应有利影响、克服不利影响,主要是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健全跨区域基础设施投资合作机制、以及充分发挥中心地带对周边地区经贸高质量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