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日军对我国东部地区展开了猛烈攻势,高等院校纷纷启程内迁,大部分迁往西南地区,其中又以迁至重庆者最多。高校内迁引发了高等教育资源在空间上的调整,大量高校的迁入对重庆的高等教育事业和文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使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教育文化中心。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复员工作随即展开。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第一次在抗击外敌侵略中取得胜利的战争,故时人对战后国家的建设抱有极大的热忱与期望,在这种情况下,“复员”已不仅是一个恢复战时常态的范畴,而被寄望成为开启民族复兴的起点。随着国民政府发布还都令,各高校亦纷纷筹备迁返原址。1945年9月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善后复员会议讨论、议决了高校复员工作的具体事宜,从教育部的层面,以“复员不是复原”的原则对战后高等教育资源进行了分配,致力于在复员的同时维持重庆以及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于重庆地方而言,高校东归复员意味着高等教育资源的流失,如何在复员声中继续寻求发展,并最大程度上保留地方利益,成为由“中央”而为“地方”的重庆在战后所要面临的最大难题;对于高校来说,迁返东部则是师生的共同愿景,但是在与国家政策与地方诉求的博弈之间,却常常发生事与愿违的情况,而引发系列矛盾冲突。高校复员所造成的人员流动、教育资源变动等问题同样对重庆的教育秩序乃至社会秩序产生冲击。重庆当局和地方人士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应对。抗战爆发以后的高校内迁极大促进了后方地区教育文化事业的繁荣,使得重庆在战时具有教育文化中心的战略地位;而抗战结束以后,多数高校迁返东部,又给后方教育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成为“后抗战时代”后方地区战略地位回落以及资源短缺困境的一大明证。总体而言,重庆市的高校复员一直在国家政策、地方利益与高校诉求三方互动间曲折发展,三方不同的利益取向决定了各自对高校复员筹划与开展的不同期望,并共同塑造了重庆高校复员的复杂历史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