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来华的传教士们,既与中国历史上已有的几次宗教传播者不同,也有别于后来不平等条约庇护下的传教士.该文选取这一特殊时期的典型郭士立作个案研究.几乎所有早期来华传教士在中国涉足过的领域和活动,他都或多或少地参与过,有些还是他最先开辟的,其传教思想和实践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传教地域和路线上,郭士立与大多数早期来华传教士遵循着同样的三步曲进行:南洋、广州、内陆.然而,作为到达中国内陆的新教第一人,他探索的各种传教方式,开创了新教在华传教史上诸多个第一.为了传教自愿充当西方殖民主义向中国推进的工具,从商业到军事,从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到参与殖民政府,郭士立活跃的身影反映了那个时期宗教利益与兴俗利益的逐渐结合.郭士立不自觉地充当了晚清闭关锁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为了扩大传教影响,传教士们办报纸、建学校、开医院,传播西学.同时,又通过报刊著述、大小报告把中国方方面面的映像传到西方.拉开了鸦片战争前后西学东渐的序幕,同时,为西方汉学的新发展提供了契机.郭士立在中国生活的年代决定了他在任何一方面都不可能是集大成者,而是一个开荒者.所以他在诸多方面的影响不能忽略但又不宜过分渲染.他来毕传教的背景又决定了其行为不是单纯的宗教活动,而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