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05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和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等一系列相关政策的日趋完善,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的逐渐好转,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在我国发展尚不成熟的股权激励也凸显了诸多问题。我国曾经发生过如银广厦、红光实业、重庆实业等一系列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尽管这些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丑闻并不完全是由股权激励引起的,但我们也必须认清,在大力倡导股权激励长期激励作用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只有对其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有充分的认识,才能扬长避短,真正发挥出股权激励的积极作用。本文采用定性分析、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探讨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产生的影响。本文首先对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方案中的关键要素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然后从股权激励、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两方面进行了理论分析,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认为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股权激励的实施程度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正相关。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的样本为2006年—2011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中正式实施高管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计划的上市公司,共计59个。数据主要来自对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年度报告和股权激励相关公告的手工采集以及WIND数据库。在研究设计中,本文将利用修正的截面琼斯模型得到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来度量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并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公司的股权激励水平作为解释变量。股权激励实施程度则引入公司高管所持股权和期权的价值,根据高管所持股权和期权的价值占高管总薪酬的比例来度量公司进行股权激励的程度。本文的回归结果表明,上市公司中股权激励的实施程度与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正相关,即股权激励实施程度越高,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模型中对于股权激励程度的度量不仅包含了高管所持公司股份的价值,还引入高管被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价值,客观地刻画了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程度。模型还引入“激励性质”这一变量,根据股权激励方案的性质为“激励”还是“自利”描述其在股权激励影响盈余管理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虽然股权激励的程度增加会诱使经理人增加盈余管理的程度,但随着经理人激励程度越来越高,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会减弱,管理层因股权激励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逐渐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