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解构主义思潮反叛结构主义的必然结果。后殖民主义思潮可被视为解构主义(或者说是后结构主义)千沟万壑的理论流派中的一支，后殖民主义译学研究者应用“权利话语”“文化霸权”等理论工具，致力于考查翻译在权利差异中的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在权利差异中展开对“归化”和“异化”的讨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将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归化”、“异化”之争推向了顶峰，对“归化”和“异化”的讨论远远超出了纯语言、艺术的界限，囊括了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因此本文不再仅仅从语言和审美的视角以完全中立的态度解释归化、异化，而是从翻译发生的广阔的文化、政治背景的角度去阐释上述两种翻译策略。一方面，翻译能够成为文化殖民的工具；另一方面翻译可用来对抗文化殖民，即解殖民。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对比《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翻译策略为例，试图论证后殖民主义对两种翻译方式的解释力，同时也指出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特别是其“归化”“异化”论所存在的问题：后殖民主义者从文化间权力差异的角度阐释“归化”“异化”，在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的同时，又陷入了过分关注语外因素、忽略语语内因素以及译者因素的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