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既意味着印度教政治化进程的历史延续,也代表着印度教社会化进程的最新进展。自19世纪以来,印度发起了领导印度教改革的社会运动,以及旨在实现国家独立和宗派利益的政治运动,在此过程中印度教民族主义也应运而生。当前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强势回归,主要是莫迪政府及印人党（BJP）的宗教政治化与宗教社会化双重策略驱动的结果。在此背景下,印度致力于在其外交领域实现BJP与国民志愿团（RSS）在政府和民间社会层面的双轨合作,将印度打造成一个实力强大且文化优越的国家。本文以时间为序探析了印度教民族主义从边缘到中心的政治化过程,分析印度社会如何接受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一系列主张与思想,以实现他们的身份认同。深入探索印度教民族主义影响印度外交理念的因果机制,并以印度的周边外交为例,分析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与特点都对印度的外交政策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印度的外交政策以实现其“大印度”之梦为目标,巩固印度的地区大国地位为出发点。从大国外交的角度,印度以“多向结盟”政策取代“不结盟”政策的趋势逐步明晰,增加了其外交政策的主动性和冒险性,并充分体现出借变化的国际格局来壮大自身的意图,塑造“印度教大国”的外交品牌形象,不断充实完善印度“领导型强国”的内涵;在周边外交上,奉行“印度中心主义”政策,推行“邻国优先”和“萨迦构想”（SAGAR）,以南亚次大陆为中心,拓宽印度“邻国优先”政策的适用地理范围;加强对巴基斯坦的孤立与打压;以互联互通提升对邻国的吸引力,以达到确保并提升其在南亚地区影响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