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注重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今天,在已不再是“泛政治化”时代的中国,我们已不能再那么轻易地不加分析地就把所谓“文化侵略”、“文化帝国主义”的帽子扣在西方传教士的头上。不可否认,近代传教运动确实和西方殖民扩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在华活动的确也产生了不少有利于西方殖民侵略的不良作用,但是,这并不是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主观目标和主要后果,他们既不是殖民主义侵略的先锋队,也不是殖民侵略的阴谋参与者。事实上,西方传教士在华的这些文化、教育等活动都从客观上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尤其是教育现代化的进程。近代传教大军中,美国传教士是一支强劲的生力军。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自始都是政教分离,这使得他们在华的传教活动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情况,他们的文化传播者的角色较其他国家而言更为纯粹而执着。美国传教士不断来华传教,宣传西学,兴办新式教育,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对山东教育的现代化来说,最值得一提的便是美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对狄考文的生平事迹、教育思想等进行整理研究,给其一个更为客观全面的认识,于己于彼都有重要意义。狄考文(1836–1908),美国的著名传教士,从小信奉基督教,美国西部神学院毕业后,于1864年受北美长老会差会派遣入中国传教,直到1908年在山东的青岛去世,在中国从事传教事业达40多年。他博学多才,精通数理化及工艺。在中国的几十年间,他主持翻译了今天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圣经官话和合译本;他还精通数理学科,编写并翻译了很多课本和教材,如《心算初学》、《笔算数学》等,阿拉伯数码在中国的引进,就是从狄考文在登州办学时与邹立文合写的数学著作开始的;他还利用熟悉汉语之便,编写了官话课本《官话类编》及《华语大辞典》等,是传教士修习汉语必备之书。狄考文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付出一生心血创办登州文会馆,引进新式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大学本科人才。他借鉴西方近代先进教育制度,设立教会学校,教授自然科学知识,打破了传统的封建教育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同时,对学生实施相对完整的教育,并极力推广其精英教育理念,对学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教育。从文会馆到广文大学,从登州到潍县,狄考文等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力委实不限于山东一隅,它们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学校制度和教学科目,有了比较完善的办学方针及各项规章制度,这颠覆了中国科举制度下的私塾方式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为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开山东近代教育制度之先河,甚至是开中国高等教育之先河,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尤其是山东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但是,教会学校的创办,先进教育思想的传播,首先是出于西方人的需要,而不是中国人的需要。于是,教会教育的教育目标难以与中国实际社会的根本需求相合。狄考文作为一个传教士,他创办教会学校,也难逃此窠臼,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局限性:宗教教育始终是文会馆教育的重心之一,把培养高层次的宗教领袖作为教会教育的最高目标;设置课程时,很少考虑当时山东的实际需要,所设自然科学科目,不具备救世的实用性。狄考文是第一个为中国引进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人,是第一个系统而相对完整地讲授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教士,他在教育事业上所作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山东近代高等教育,促进了新式教育制度在中国尤其是山东的设立,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