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经济政治文化逐渐走向好的发展方向的新时期,“鬼魅”不再处于一种尴尬或边缘的境地,其开始走向复归的新形态。受不同文化熏陶的大陆作家和香港作家纷纷走进了一个个神秘、迷离的鬼魅世界,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和类型诠释着对鬼魅传统的理解和表现,只要以想象与虚构为特征的文学存在,鬼魅对作家的吸引力便一直都在。“鬼魅”作为一种超自然、超现实的事物,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当“鬼魅”进入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便是“鬼魅叙事”,“鬼魅叙事”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在小说中出现,在写实中透着朦胧与暧昧,代表着与物质现实不相同的虚构与想象。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鬼魅叙事小说中,鬼魅不仅仅是指小说中塑造的妖魔鬼怪,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含魅”的想象艺术,突显出作品中“幻魅、怪诞、暴力、死亡”等非理性因素。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的文学”崛起时,“鬼魅叙事”接踵而来并迅速发展,文化语境是其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而同一时期中大陆文学“鬼魅叙事”的语境和香港文学的又不相同,寻根文学的影响下、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引进以及“鬼魅叙事”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责任使得大陆文学中的“鬼魅叙事”的重现更趋向一种回归,而香港发达的消费主义以及张爱玲影响下繁荣的“鬼魅叙事”则趋向是对以往传统文学中“鬼魅叙事”的一种发展、创新和延续。在文化语境的影响下,“鬼魅叙事”发展壮大,尽管香港和大陆的语境不相同,但“鬼魅叙事”小说中的叙事策略如小说中“鬼魅”的存在形态、超越时空的枷锁、灵肉分离的第一叙述视角却有相通之处,无论是韩少功、苏童、莫言还是香港女作家李碧华,他们对“鬼魅”存在形态的描写都是通过塑造人鬼不分、人形鬼魅、以鬼喻人三种鬼影憧憧的人物形象和荒诞的情节设计以及恐怖的气氛渲染这三种方式来表现的,而时间与空间的跨越和既自知又全知的灵魂式叙事视角是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一种突破与创新。虽是“鬼魅”入小说,但在实质上依旧是人在借鬼说人事抒人情,在韩少功、苏童、莫言、李碧华的作品中,“鬼魅叙事”小说的书写类型大致分为故事新编、借鬼抒情、人事鬼说,故事新编借用历史和民间故事为题材,是鬼魅叙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中呈现出的一种新形式;借鬼魅抒情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招魂式的书写,除了对家与非家的想象和虚构外,还体现出一种对传统优良品质的追思与悼念,尤其以莫言的“鬼魅”悼念最为出色;就现实层面来说,充满“鬼魅”特质的人事鬼说如同现实的幽灵,用“鬼魅”的语言将小人物生活的疾苦、女性受到的压迫与反抗以及对封建腐朽的抗争、对丑恶社会权钱色驱使下的丧心病狂表达得更加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