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告诉我们，作为人类精神实践之文本显现的电视新闻，本身也是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也正是这“本质力量对象化”，使所有电视新闻都不可避免地蕴含着人作为“类”的观念投射。本着这一宏观的理论视点，本文力图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传播的仪式观”出发，以杜威所代表的传播学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符号互动主义以及宗教和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为视角，深入分析中国电视新闻的全貌并对其仪式化的运作机制进行反思性解魅。　　作为一个全称概念，中国电视新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一系统的构成要素在时间之维上不断嬗变，也就有了当下中国电视新闻的基本构成。不过，囿于时间、精力、学力和思力的限制，笔者选择了以点带面的策略，系统考察了新闻在电视媒介的仪式化扩散现象，对电视仪式化传播中最为隐蔽的角落进行深度祛魅，并力图通过剖析其符号生产与再生产的仪式化、符号权力的中心化以及特定社会类属与界线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内在化与普遍化，来揭示这些维度是如何相互生成、相互促进，进而如何对电视新闻传播领域产生深入影响的。　　在研究框架上，本研究运用涂尔干“神圣——世俗”的仪式研究框架将作为仪式的中国电视新闻划归为“媒介事件——全球化的盛典”、“电视联播类新闻——国家日常仪式”、“电视民生新闻——民间生活仪式”和“电视娱乐新闻——民间狂欢仪式”四类，并逐一分析它们各自的仪式化传播方式、特点和功能;进而构建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视新闻仪式化传播的整体模型，并针对其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策略上的些微建议。　　在研究方法上，文章首先采用民族志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式，管窥电视新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生产过程中对某些特定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神圣化、仪式化的过程和方式;其次，笔者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揭示这四类电视新闻播出的过程中，特定角色是如何通过符号象征互动机制进行仪式化的表演的。再次，笔者进而考察了电视新闻作为侧重于作为一种神圣典礼对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功能和价值。　　在研究径路上，文章将聚焦媒介仪式中的权力问题，在社会结构与仪式的关联性视野中，考察媒介符号如何以其背后的动力系统进行运作的具体过程和机制。并从整体和局部层面，剖析全球化进程下仪式化作为意识形态和资本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控制点所呈现与交织着的政治功利和经济势力、人文观念和效率原则、利益分配和社会区隔等各种力量博弈，以期深入洞察我国电视新闻的现实生态和内在逻辑。就此而言，仪式作为象征性的行为与活动，不仅是表达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它不仅是可以展示观念和心智的内在逻辑，也可以是展现和建构权威的权力技术。而政治权力亦不仅仅表现为简单的强制，而是力图呈现为一种合法合理的运用。通过仪式的研究，观照现代政治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对民间社会强有力的进入及如何进入的过程，可以使局部的微观性研究与整个社会和文化的格局连接起来，从而成为认识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不可或缺的环节。　　本着这样的思路，文章提出了以下几个假设:　　假设一，电视新闻的仪式化传播是社会进行动员和整合的重要力量;假设二，仪式化传播也是电视新闻传播整合社会力量，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途径;假设三，电视新闻作为一个整体有一个仪式化传播的总体规律。　　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如下几个推论:　　推论一，在电视新闻内部，按照神圣——世俗的序列，又可主要从媒介事件、联播类新闻、民生新闻和文娱八卦类新闻四大类型，研究以它们为代表的不同电视新闻节目各自的仪式化传播规律;推论二，电视新闻的仪式化的动力来自于社会的集体意识，而这种意识是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面貌而变迁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电视新闻的仪式化有可能发挥正向或负向的作用;推论三，电视新闻作为一种新型的现代仪式，具有结构和反结构功能，它会能动地作用于社会的发展进程。　　在结构上，文章由五部分、八章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研究缘起、意义、价值和相关研究的综述，以及关于本研究基础理论的一些说明。作为梳理性的工作，本章着力解决本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基本假设等方面的问题。第二部分是第一章，旨在通过从宏观到微观的步步梳理，导入论文主旨。作为较具过渡性质的一章，本章意在陈述电视新闻仪式化传播的历史样态，进而说明电视新闻作为一种现代仪式之显要类型的基本类型和实现方式。文章最重要的是第三部分，这部分包括第二至第五章，按照涂尔干“神圣—世俗”的总体框架将中国电视新闻划分为“媒介事件”、“联播类新闻”、“民生新闻”和“娱乐新闻”四类，并逐个分析其脚本生成、展演与功能的仪式化机制。本文第四部分是第六章，主要从宏观上总结中国电视新闻随着社会文化变迁所呈现出的仪式化整体机制，并对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浪潮下，中国电视新闻仪式化传播的创新与改进提出了若干的建议。最后一部分是本研究的结论，及对本研究尚存问题所做的简要说明和建议。　　本文结论性地认为:从传播的仪式观来看，目前的中国电视新闻呈现为一个巨大、严密而又有序的现代仪式体系。其中不同类型的电视新闻仪式各司其职，相辅相成，互相转换。而这个现代仪式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仪式的中心地位，通过日复一日的表演，不断对各类共同体进行召唤、交融与整合，将现代社会原子化的个人与国家、族群和地域等中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完成了对中国这个庞大多民族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神圣性的符号建构。然而，如果将中国电视新闻的仪式化传播放置于历史和整体的视角来看，就会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与风险: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电视新闻仪式来重申集体神圣价值，完成社会整合;但是，在全球化进程、传播技术变革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下，原本封闭的信息传播环境逐渐开放，原本单一的权威类型逐渐丰富，这使得包括电视新闻在内的各种媒介仪式开始走向小型化甚至个人化。面对这样的挑战，文章认为，若要在保证社会价值取向和电视新闻仪式类型多元化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电视新闻仪式化传播的积极功能，那么直面仪式传播意义上的“整体的人”的吁求，确保其个人自我认同的充分发展，当不失为一条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