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认为,生活的悲剧既来自于人性的弱点,也来自于社会性的结构,同时还有时代的烙印。老舍出生的时代背景与他自身生活、情感经历形成了他特有的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自创作始他就竖立了“为贫贱者立传”的指导思想,其目光注视着社会下层的平民,尤其是老北京城中的城市平民,创作出一大批充满悲剧意味的叙事作品。 除了人生经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性以及世纪之交中西文化的交汇、撞击是老舍创作悲剧品格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同时,受自身文化气质的影响,老舍创作中常常出现情感与理智的二律背反。对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老舍并没有简单地持孰是孰非的态度,老舍一方面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观照古老中国的种种社会、文化弊端,寻求民族更生的出路;同时又难以割舍“老中国儿女”的文化情怀,对以“西化”为代表的“现代文明”难以真正认同。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洋派青年”和“现代爱情”的漫画性的描写上,并一度试图从传统的“孝悌仁义”中挖掘民族复兴的力量。老舍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双向选择与批判之间时时显现出困惑与矛盾,这增加了其作品的文化深度、丰富了其悲剧内涵。 老舍以现代眼光为参照,将处于传统/现代转型期间的古老帝国所面临的尴尬地位与黑暗现实从不同方面作了具体的揭露与批判,并从文化角度不断进行反思。老舍批判了传统士大夫精英文化的高蹈与玄虚,指出这种“抽血的文化”对国家民族的消极危害。同时对于在现代化的冲击中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商业文化这类“国粹”的不可避免的衰微表现出深深的哀痛与惋惜。和鲁迅一样,老舍在创作上也主要着眼于大众平民的“病态”人格,写出了一幕幕以他们为代表的“国民性”的悲剧。 老舍是出生在北京的旗人,北京是他生活和创作的“海”,老舍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老派北京市民。他们身上的种种悲剧具有自身的独特之处,更与古老的中华文化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如“官本位”思想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迷宫”情结和“主/奴”人格;没落旗人在“残灯末庙”的国家、民族的双重困境中仍重面子,讲“派头”,不思进取,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还有那些老派市民,他们的人格心理被北平的“围城文化”所禁锢和压缩,然而他们丝毫不觉,在动荡的时代依然怀着古老帝国的大梦,在这一汪“死水”一样的前现代老城中有滋有味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