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直在社会学理论中处于边缘地位，这与时间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是不相称的。本文是在前贤的基础上对时间与社会的关系做出的理论化的尝试。 社会的发展构造着人所经历的时间：首先，体现在时间制度的变迁。这是最为外显的一个层次。其次，是时间感的变化。这是人的生活节奏的变化。最后，是时间观念的变化。 这种变化与时间制度相关，也与时间感有着共通之处，但是它却是最深层的一种社会意识。 我们的研究更为着重对这种社会意识的发掘。因为，只有对这种意识有所认知，我们才能把捉住时间与社会之间最为本真的那种关系。只有对时间观有所认知，我们才能发现，时间绝不是不变的环境变量，也不是由社会的发展所构造的单纯的一种社会制度和由此导致的生活节奏的改变。相反，时间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具有吉登斯所言的“二重性”。 本文以吉登斯的构成论为理论基础，采用了吉登斯的“二重性”概念来分析时间。主要观点是：时间是社会构造的产物、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然而，时间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还是在更微观的意义上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时间观）也构造我们的社会生活。为了既能突显社会结构对时间的制约又能展现时间的能动性，本文选择了纵向动态过程的研究视角。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自然也体现在“时间制度”、“时间感”和“时间观”的变化上；然而，更重要的是时间也参与着社会构造。而时间对社会的构造也是本文分析的重点。我力求证明即使是在结构变化最为剧烈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时间观从始至终参与到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支配着一系列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行动，只有到了后现代社会“传统时间”的影响才逐渐减弱，这无疑又与现代社会发展到后现代阶段的社会结构转变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社会意识延续下来，现代社会的社会构造无时不体现出传统时间观的影响。 简言之，前现代社会中，人的活动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还很强，时间制度的确立以调节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为目的。因为社会变化的凝滞性，封闭的空间和共同的时间是前现代社会的社会基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社会生活都高度一致，前现代社会中的时间观就显现出循环往复的特征，过去被推崇，既是现在的模板也是未来的方向。从时间的角度，我们既能解释机械团结的同质的集体意识的来源，也能看到祖先崇拜的社会合理性，还找到了传统权威的合法性根源。 在前现代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前现代的时空同构关系被破坏。工业革命导致了对技术的信仰，对人类理性的张扬，对进步的向往，这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取向。 然而，转型期也导致了一系列的混乱和新的社会问题，价值的混乱和道德的丧失，工业化的不完善，城市的兴起和乡村的破落，这都给当时的社会思想家带来了困扰。由启蒙所带来的对理性进步的信仰在其对立面则是一种深刻的怀疑，是对传统社会田园诗般生活的追忆。这可以看作是前现代占主导地位的时间观的一种反抗。而传统时间观在转型过程中的建构还不止于此。如果说保守主义是最直接的一种残留物，则进化论亦可看成是一种变体，现代化对秩序的追求也受到传统时间观的影响，而民族国家的建立也和前现代的祖先崇拜有着共同的根源。 以工业革命为特征的现代化导致了现代时间制度的确立，这种制度是以控制为特征的。 工业社会追求的是效率，是对风险的控制。由此，时间被标准化；而且未来的不确定性也被标准化，变成可计算的风险。社会计划，保险制度还有对时间进行的功能分割，都是这一社会结构的产物。但是这一系列时间制度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与传统时间观截然不同的时间取向，而且还看到了与其一脉相承之处，因此，我称之为另一种延续。 只有在后现代社会中这种时间的确定性才被打破。贝克提出了著名的风险社会理论，他认为风险是盛现代性的突出特征，这些风险是由现代化所造成的，并且是其自身所不能解决的。风险导致了后果的不可预计，难以控制，这是后现代社会的特征；而从另一方面讲，时间模式也逐渐多元化，生产与时间制度的关系被新的时间与消费的关系所打破；而后现代也以打破传统的方式构建着新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