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而言,郭嵩焘生活的时代是传统政制仍据主流,但西方政制知识已经开始流入中国的时代。所谓传统政制,即过往士人多言及的周制、秦制。尽管两种政制皆是以“王（皇）权政制”作为特点,强调权力是从君主开始、然后向下延及臣民,即所谓的两种政制都呈现出“自上向下”的特点,但两种政制亦有一定区分。具体而言,周制强调以“礼”为本位,因之重视君主及臣民的双向互动关系;秦制则强调以“法”为手段,主张君主总揽一切权力且据此对臣民造成无条件的压制。正是由于周制与秦制构建了不同的君、臣、民之关系,因而关切民众、以周制为理念的士人,在汉代以后,就提出了关于反对秦制从而主张恢复周制的政制思考。自汉至清,这种思考一直在一些士人之间传承,且后代士人在前代士人思考的基础上有所改进。终于在清代之际,这种思考完全成型。然由于在秦制的背景下,周制生存条件已不复存在,因而当时士人关于周制、秦制的思考呈现出以“理想”对抗“现实”的困境,士人精神世界的政治理想实际不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实现。然时至近代之时,作为第三因素的西方政制知识开始介入中国,成为可以打开传统政制困境的锁钥。在19世纪之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下,西方传教士通过在东南亚、中国沿海地区创办中文报刊,从而传播西方政制知识。在此风潮下,当时沿海的士绅亦开始对西方政制进行认知,然由于其自身仍固有的华夷思维,因而仍以“异域”视角看待西方政制,这意味着此时西制还未与中国传统政制相联系,三种政制仍在各自的脉络下并行发展。郭嵩焘正是在上述三种政制开始交相出现在中国之际成长,这实际也影响了其自身政制思考,然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早年时的郭嵩焘因出生湖南地域以及受家族、师友的影响,因而形成了以周制作为思想旨归的理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亦贯穿其一生。正是在这种知识体系的作用下,郭氏在咸同年间对已经恶化吏治问题极其关切,且从学理性的层面探讨了吏治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在他看来,当时的吏治问题是与周制崩溃、秦制确立相联系的,在此基础上,其表达了对以胥吏管控民众从而集权于君主的秦制的厌恶,并据此提出用以礼乐为核心内容的周制代替秦制的主张。然此时期,其仍如过往士人,只能在研习经典的过程中提及自己的政治理念,并不能据此对现实产生影响,因之郭氏早年之政制思考仍呈现出徘徊在周制、秦制之间的特点。直到其在出使之时,这种困境因西制的介入而开始得到突破。早在郭氏出使前夕,郭氏之政制思考就因其引入西制而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即其在与西人的不断接触中改变了对西人、西方国家及文化之据斥态度。正是在此过程中,其通过阅读《遐迩贯珍》等资料开始接触西方政制内容,且因阅读《校邠庐抗议》等著,郭氏萌发“以西补中”的理念,所以其在不久后便因看到西方政制中官、民相通的特点,将其与周制进行并列讨论,西制开始介入郭氏对于周制、秦制的思考之中。出使期间,情况继续发展。由于出使团队在航行期间看到了施行英国政制的英属殖民地,因而其对西制的认知开始具象为英国政制,且开始出现以英国政制反思因袭秦制的国内政制的特点。此时关于周制、秦制以及西制的思考已开始朦胧出现。直到郭嵩焘及相关士人在抵英以后看到以议会制为主体从而得以有效沟通君、臣、民的西方政治制度,关于三种政制的思考更为明晰。他以周制的理念,对西制进行了认识与区别,继而开始认为当时西方各国流行的西制正是士人理想的周制,这实际就使得在现实世界中不复存在的周制有了一个现实的版本。在构建二者联系的基础上,郭氏认为从维系君、臣、民关系继而疏通民气的角度而言,秦制实际远不如上述政制。此时关于周制、秦制以及西制的思考基本形成。正是因西制已基本介入其关于周制、秦制的思考,因而郭氏的政制思考开始从纯粹的学理性讨论走向现实之中,其在出使时期就表达过改革当时因袭秦制的国内政治制度的主张。出使以后,郭嵩焘继续沿袭上述思考,且更为细致。当时与郭氏同时期出使的士人,基本未有同郭氏类似的关于三种政治制度的思考,然郭氏在归国以后却继续延续了上述思考。他继续沿袭出使期间的对西制的判断,认为其呈现出了维系君、臣、民的特点,然却忽略了当时提到的西方政制使民众权力过大的劣势。以此为援引,郭氏对阻断官、民联系的秦制发出更为强烈的批判。与先前的学理性批判不同,郭氏此时对秦制的批判皆是因应时事而发,且据此走向对当时国内政治制度的批判。他认为自秦朝以后确立的秦制不仅使得官民之间相互阻隔,且使人性发生异化。由于当时国内的政制是因袭秦制的政制,因而亦有很大问题。具体而言,即当时国内的官制与吏治皆发生了异变,使得民众深受其害。正是在对秦制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郭氏否认了当时不少士人言及的从船政层面完成洋务的主张,并力主进行吏治改革,以从政制层面完成洋务。郭氏所言之政制,既指其目及并力赞的西制,同时亦是指其理想中的周制,因之可以明晰郭氏晚年时关于周制、秦制以及西制的思考已基本从学理性的讨论走向对现实政制变革的呼吁之中,传统士人的政制困境亦因西制的介入而得到突破。尽管郭氏关于三种政制的思考并未在同时期的士人间引发共鸣,然随着形势变化,于郭暮年之时出使西方的士人（如薛福成、王之春、宋育仁等）亦开始萌生与郭氏相仿的政制思考。正是由于这种思考的延续,因而其在戊戌时期形成一股潮流。顺应这股潮流的士人皆主张效仿西方政制以摆脱当时中国内、外交困的困境,但他们是以周制的精神去认知西方政制,因而其并非要将西方政制移入国内,而是以西方政制作为援引,以变法家鼓吹的秦制为儒家理想的周制,从而达到“以复古求解放”的目的。可以认为,经晚清六十余年的发展,传统的周制、秦制困境终于在西制的介入下得到了近代的突破。回顾这个过程,可知郭嵩焘在发展这种政制思考上具有重要意义。虽不能断言其为首创这种政制思考的士人,然由于郭氏较高的政治地位及直言不讳的政治言说,使得其在这种政制思考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之,谭嗣同在评价当时遍谈洋务的士人时,认为郭氏对洋务的贡献并非同曾国藩等人一样是从船政的角度言及洋务,而是通过将“西国”比拟于三代的方式论述洋务问题。由此也可明晰,在时人视野中,郭嵩焘的确在串联周制、秦制以及西制的问题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