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以来，国有企业贸易在整体贸易中的份额不断减小，2014年中国国有企业出口仅占出口总额的10.9％，进口占进口总额的25.1%。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国有企业贸易却在国际市场上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关注，提倡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发展迅速。究其原因，一方面虽然国有企业贸易在中国整体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较小，但是他们往往体量巨大、集中于垄断行业、具有较高出口增加值，与中国出口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另一方面国际市场担心国有企业可能利用国家补贴、低息贷款、监管优惠、垄断特权等优势，采取缺乏经济理性的企业行为和反竞争行为，从而导致国际竞争秩序受到破坏。国有企业贸易问题是一个愈发重要，但却被忽视了的研究领域。首先，国有企业贸易问题并非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事实上国有企业仍然在相当多的国家中占有一定比例，并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等国际经贸活动中占据了相当份额。国有企业的贸易投资行为会否使得封闭经济中的国有企业问题跨越国境，影响世界经济资源配置与福利分配，是有待探讨并且具有一般性的问题。其次，国有企业的贸易行为对于国内市场资源配置和贸易利得也有着重要影响，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刻地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中，这些影响应该引起重视。遗憾的是，在贸易领域的研究中，关于外资企业和中小民营企业贸易行为的研究较多，而关于国有企业贸易行为的研究还较少；在国有企业领域的研究中，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研究国有企业问题较多，而在开放经济中探讨国有企业问题的较少；更缺乏详实的实证证据。　　本文梳理了国有企业在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中的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在对国有企业的出口和进口行为特征进行详尽统计性描述的基础上，从竞争角度分别探讨了国有企业出口行为对于市场资源配置的影响，以及国有企业进口行为对于消费者和生产者利得的影响，使用大型企业层面数据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最后本文为国有企业的贸易行为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在国有企业出口行为方面，我们从公平竞争的视角探讨了国有企业出口行为对于市场资源配置的影响。我们首先检验了国有出口企业与其同行业竞争者的利润率差异，发现在2003-2007连续五年中，我国国有出口企业的利润率平均比同行业非国有出口企业低2.622%，不能获得行业一致的利润率，其主要原因是相对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和较低的管理效率。按照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这部分企业本不该出现在出口市场上，而他们的出现意味着对于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也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不公平竞争优势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出口。进一步，通过构建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模型，我们发现国有企业享有一定的融资优势和国内垄断优势，并分别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出口规模和出口决策。但是国有企业出口在补贴和税收等方面基本保持了公平竞争。在国有企业进口行为方面，我们发现国有企业在中国进口中所占份额远远大于其在出口中所占份额，并且在许多进口行业中拥有垄断地位。国有企业在某些行业的进口垄断地位是否会通过限制进口竞争，影响消费者和生产者利得呢？通过中国加入WTO前后进口自由化的差异，以及不同行业国有企业进口份额的差异，我们构造了一个双重差分模型，发现高国有企业进口份额行业中的企业在加入WTO之后，价格加成下降较少，说明国有企业进口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进口竞争；但是高国有企业进口份额行业中的企业在加入WTO之后，生产率上升较多，说明国有企业进口可能通过技术溢出等其他渠道促进了生产率的改善。最后，在国有企业贸易行为分析中引入了以政治市场参与者（政府、选民、利益集团）的自利假设为标志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分析了国有企业贸易行为特点背后的政府利益诉求，进一步探讨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诉求的差异所导致的中央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贸易行为的差异。并且使用高频微观贸易数据与宏观经济、政治关系数据，通过企业层面的引力模型，证实了相对于私营企业贸易，国有企业贸易确实与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更为紧密。　　本研究理论分析和实证发现，认为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于我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对外贸易健康发展、增进贸易利得、避免贸易摩擦来说都至关重要。围绕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宏观制度环境方面，应该建立健全竞争法和竞争政策，减少竞争法中的国有企业豁免权，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在微观企业改革方面，应该重视国有企业分类监管制度的实施，完善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进一步取消国有企业的外贸专营权；在国际市场竞争规则方面，应该立足现状认清我国国有企业贸易问题所在，加快自身改革，积极应对新规则。本文较为全面地研究了新时期中国国有企业贸易行为的特点，以及国有企业出口和进口行为分别对于资源配置和贸易利得的影响，基于微观企业层面数据与宏观经济政治数据，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方法，提供了较为全面详实的实证证据，并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