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危机会改变一个地区,更会改变一个人。两年前在武汉市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改变着地方政府和公民。文章以MY小区的四位公民在武汉疫情期间的经历与改变为例,采用资料分析法、个案研究法、深度访谈法和口述史研究法研究他们如何从普通公民转化为志愿者,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进而考察公共卫生危机背景下积极公民的形成路径。在MY小区,公共卫生危机有三个阶段,四位公民在三个阶段中有着不同的心路历程和行为转变,研究发现了个体公民在公共卫生危机的三个阶段是如何转化为积极公民的：一是公共卫生危机初期对积极公民的需求较大,个体公民对危险的恐惧驱使他们为自我保护而远离危险,无法产生承担公共责任、保卫公共健康利益的意识。而后在外部刺激下,责任感路径形成,它引导公民认同共同体和公民身份,进而理解承担公共责任的价值与必要性,进而产生责任意识,如此才有勇气直面危险。二是公共卫生危机高峰期对积极公民的需求最大。个体公民对天灾人祸容易感到失望,无法理解自己参与的价值,进而产生“参与怠惰”。也是在外部刺激下,公民从现实困难中认识到参与的特性、价值和必要性,理解自身的参与对共同体的存亡而言具有重大意义,产生参与意识,进而舍生忘死地进行更高强度、更深层次的参与。三是公共卫生危机平稳期对积极公民的需求最低,利益能激励公民,个体公民需要一定的利益激励才愿意承担公共责任、参与公共治理,利益驱动公民在公共领域积极表达意见、发挥能力、做出决定和实施社会行动。这种利益包括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前者能激发公民对共同体的责任感,后者能实在地奖励公民的参与行动,公民可以在公私之间做好平衡,也可以选择偏向公私其中一方,因此两种利益都能驱动公民成为有能力的、自组织的代理人。总之,有承担公共责任的责任感,就会有参与和保卫公共利益的意识;有对参与价值和必要性的认识,就会有承担公共责任、维护公共利益的作为;有对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的追求,就会有肩负公共责任或参与私利行动的动力,因此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责任感路径、参与路径和利益路径是并列和地位相等的关系,其中责任感是形成积极公民的基础,参与是形成积极公民的关键,利益是形成积极公民的动力。公民只要通过责任感、参与、利益三大路径其中之一,就可以形成积极公民。此外,本文通过对城市非贫困地区和农村非贫困地区进行城乡对比,发现农村非贫困地区只能通过单一的“参与路径”才能形成积极公民,与之相比,城市非贫困地区形成积极公民的条件较低。本文的这一发现对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动员好志愿者力量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的核心创新点是创造性地采用了个体积极公民观,为积极公民研究提供了微观视角。本文为积极公民理论研究做出了两点贡献:一是将非贫困地区积极公民的形成路径的研究从农村延伸到了城市,提升了这一研究的普遍性价值;二是超越了过去的积极公民整体观,将积极公民研究聚焦到了具体的个体积极公民身上,为积极公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